这一夜，我不再哭了！

黄伟益

转眼间，5年就这样过去了。2001年5月28日当晚，我还以《南洋商报》采访记者的身分，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采访一场探讨南洋报业控股被马华收购的讲座会。5年后的今天，我离开了曾经并肩作战长达4年的《南洋商报》。

眼看着《南洋商报》在过去5年不断被执政党领袖蹂躏，而且被某大报集团垄断及侵蚀，我深感悲痛。就像5年前的那一夜，我曾经当着许多人的面前说：“不管今后是谁控制《南洋商报》，我永远效忠的对象是《南洋商报》！”

说着说着，我的眼泪就不听使唤地流了下来。在那“江河变色，面目全非”的一夜，我为马来西亚的新闻与言论自由空间萎缩而哭，为《南洋商报》今后的命运多舛而悲。

尽管如此，我当时并不准备离开《南洋商报》，反而希望能继续坚守作为专业新闻从业员的岗位。对我来说，人是可来可去的，而任何报社在任何时候，都不愁找不到新的人才加入，但是与其让更多马华当棍填补空缺，我们倒不如固守这些空间。

在最初的两三年，《南洋商报》同仁，还包括主管，确实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只为了将新闻及评论用最公正和持平的方式，呈现在所有读者的眼前。不管在哪一种新闻场合，他们坚持新闻要以专业为先的原则。

只可惜，后期的《南洋商报》有些变质了。这并非《南洋商报》同仁自甘失守专业的原则；而是执政党的爪牙太厉害了，让新闻从业员确实难以消受。这也是促成我须在2005年马华中央改选前夕自行离职，然后去吉兰丹执教鞭的其中一个主因。

近日，我抽空出席古玉梁新著《528南洋报变大揭秘：我在南洋133天》的推介礼。顷刻间，许多前尘往事涌上心头，让我不禁唏嘘。还记得当初在报变发生之前，刚加入《南洋商报》的时候，一些朋友就问我：您为何不加入《正义日报》？

我反问他们为什么呢？不知是可悲还是可笑，他们的理由竟然是《正义日报》正义至上嘛！我听了不禁莞尔一番。在加入《南洋商报》约一个月半之后，报变终于发生了，而我正是整个事变的经历者及见证者之一。

如今，我时常在想，如果我当初选择加入《正义日报》，我肯定会在第一时间离开《正义日报》。如果只我标榜正义的报纸不再正义时，您为何还要继续为这家报社拼了老命呢？

正值南洋报业被收购5周年之际，我把这些年来藏在内心最深处的一些话语记录成文，以带动华社共同反思报变所带来的深远影响。我把这些话说出来，并非为了刺痛当前还在《南洋商报》艰苦奋战的朋友，而是希望张公与马华衮衮诸公反省。

在整个收购的过程中，马华与《正义日报》的领导人显得非常积极，而《南洋商报》则显得很被动，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受害者。眼看着这份报纸陷于无奈又无助的情形，许多人总是爱莫能助。这到底是谁的错呢？

我不希望《南洋商报》最终的命运，跟张公收购之后的砂拉越报章《马来西亚日报》一样，至今依然复刊无望。可是，我却能够理解一些朋友常说的，不是他们不想支持《南洋商报》，而是更希望把压迫新闻与办报自由的恶魔给赶走。

谁也不敢断言马来西亚华文报业未来的版图将如何重组，但我敢相信任何有良知的同道，都不希望看到所有华文报章统一在单一报业集团的淫威之下。如何确保报章拥有权的分散化，将是马来西亚迈向新闻更加自由的最重要缺口。

今年5月3日的世界新闻自由日刚刚过去，马来西亚的新闻自由指数未见改善，除了跟当权者的软弱莫无关系之外，政商如何勾结来打压新闻及言论自由，亦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

5年前与5年后的今天，我的立场还是相当坚决，即反对任何强势集团和执政党勾结，控制、垄断及打压新闻和言论自由。只是5年后的今天，我选择不再哭了！与其哭诉不满及悲叹，我们何不努力打造更美好的明天呢？

我爱《南洋商报》，但我更爱新闻自由。在争取新为自由的未来路上，我希望能跟所有热爱新闻自由的你们携手同行，让我们齐心开创马来西亚华文报业的新格局和权力版图。

Read more!

新闻自由路在何方？

黄伟益

就像往年一样，马来西亚的主流媒体及新闻从业员，并不太热衷于庆祝今年5月3日的世界新闻自由日。尽管如此，我仍希望所有的新闻从业员，都能共同反思今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日主题――“媒体、发展和消除贫穷”。

通常，新闻自由似乎跟民主、自由、社会公正脱离不了关系，但是将媒体跟发展还有消除贫穷挂钩在一起，这倒具有一定的创见性。

虽然媒体只是传播及分享讯息的载体，其目的却包括了促进善治、创造机会以便获取必要的服务、倡导问责制和反腐败，并发展既有判断力、参与性又强的公民社会，同时拉近人民与民选官员之间的关系。

此外，媒体还有助于加强基本的人权意识、塑造更强大的公民社会、体制变革、提高政策透明度，甚至还可提高成人的文化水平、加强他们对公共健康的认识。

有鉴于此，媒体及新闻从业员负有很大的使命，去揭发和纠正社会阴暗及不公平的一面，让民众享有更多知的权利，从而推动整体社会的进步。

要是哪一位政界或商界领袖，做了违反社会伦理的事情，例如涉嫌贪污或滥权，或如最近传出婚外恋的英国副首相普雷斯科特等，新闻从业员应采取锲而不舍的态度，将真相告知天下。

不管是主流媒体或非主流媒体，虽然各自选择所扮演的角色及定位认知不同，但彼此的出发点却是殊途同归。可是，主流媒体却总爱以新闻权威的姿态出现，对非主流媒体采取极尽打压的态度，进而打造后现代的“一言堂”现象。

最新的例子就是新闻部指示国营“爱FM”电台，不得引述国内两个网站，即《当今大马》及《独立新闻在线》所报道的新闻内容。这当然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主流媒体在更多时候，完全忽视这类新闻网站的存在意义及价值。

根据BBC中文网最近对全球3万8千个读者所作的调查，显示有35％的人最相信新闻网站，其次是报纸19％、电视14％，而广播则占13％。

至于媒体是否准确客观地报道新闻？有高达62％接受调查者认为不总是如此。至于这些媒体对政府和商界领袖是否批评的成分过多？有一半的人选择“不总是如此”的答案。

如今博客盛行，有35％者将浏览博客作为替代的新闻来源。可是，一些博客的命运跟非主流媒体却似乎很相似，而在马来西亚受当政者关注的博客，计有黄泉安的“Screenshots”、拉惹柏特拉主持的“Malaysia Today”等。

虽然马来西亚的新闻从业员，还不致于像其他国家的新闻从业员，必须面对被逮捕、判刑入狱或者死亡的威胁；但是，许多恶法如内部安全法令、出版及印刷法令、官方机密法令、煽动法令，却有如新闻从业员的紧箍咒，让他们不敢轻易逾越雷池半步。

很多人总喜欢将马来西亚新闻不自由的罪名，一概往前任首相马哈迪的身上推。当然，马哈迪在1987的茅草行动中，撤销3家报章的出版准证；在政改运动的高潮时刻，限制回教党的《哈拉卡》党报出版次数；还有命令数本杂志停刊等，这都是难辞其咎的。

这也难怪马哈迪一连3年被国际保护新闻从业员协会评选为“全球新闻自由十大公敌”之一。今天，马哈迪申诉本身发表的言论，被主流媒体刻意所歪曲，让他终于有机会尝到新闻不自由的苦果。

可是，当阿都拉接任首相后，我国的新闻难道更为自由？表面上看似如此，事实上阿都拉控制媒体的手段，比马哈迪更加细腻，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年初以来，多家报章误登被指有亵渎成分的漫画，导致政府采取严厉行动对付；还有《中国报》与《东方日报》的运作一度不太顺畅，这都跟当政者有莫大的直接关系。马来西亚在全球新闻自由排行榜的排名，甚至挫跌至第152位。

要怎样让马来西亚的新闻更加自由？有人认为，我国有必要成立媒体理事会，以处理所有跟媒体及报道内容相关的投诉。这种建议看来可行，然而在马来西亚的情境下，似实很难顺利地运作自如。

根据全国新闻从业员职工会所展开的调查，有472个会员认为需要，另有152个会员反对成立类似的机制，让公众可以针对不公平或不正确的报道作出投诉。当中，有457个会员支持成立这个组织。

可是，却有高达485个会员认为，有必要废除箝制国内新闻自由的恶法，并以阳光法令或资讯自由法令取代之。这意味着除非这些法律得以废除，不然媒体理事会成立与否，似乎变得无关紧要的问题了，甚至可能变相沦为另一个人权委员会。

我相信许多新闻从业员，对新闻专业还有高度的良知，甚至默默紧守岗位，试图给予读者最全面的资讯报道。

但是，与其让新闻从业员独自面对可能构成的各种危胁，全民仍有必要跟新闻媒体紧密配合，协助揭发更多污吏贪渎的行为，让原本用作发展用途的巨款，继续作为发展的用途，渐而消除国内严重的贫穷问题。

我想，这可能是2006年世界新闻自由日，带给我们最大的启发和意义吧！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