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灾检视CSR与GSR
黄伟益
最近，在互联网看到一帧摄自柔佛州昔加末甘榜阿都拉的照片。有人愤而挂出一条写着“谢谢私人界救护，靠政府我们死定了”字眼的布条，而其背景刚好是马华武吉武吉思朴支会即将主办“2007年迎新联欢晚会”的宣传布条。
这张照片一图胜千言，所传达出来的讯息非常清楚，就是深受南马大水灾影响的灾黎，对政府各机构缓慢的救灾行动极度不满。或许，由于拯救人员行动缓慢，在家中苦等10余小时，延误救医而被逼丢失人命的郑淑珍，就是最好的注解。
这场突如其来，导致数万人弃家而逃的大水灾，让我们难得有机会检视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政府社会责任(Government Social Responsibility, GSR)、政治社会责任(Politic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PSR)与个人社会责任(Individu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R)，在这场灾难能否发挥其预期的效用。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其商业运作，对其利害关系人应付的责任。企业除了考虑自身的财政和经营状况外，也要加入其对社会和自然环境所造成影响的考量。利害关系人是指所有可以影响，或会被企业决策和行动所影响的个体或群体。
这个概念也可以延伸到政府、政治个体（政治人物）或群体（政党），以及无名小卒如你、我、他的身上。当然，本文的重点在于讨论企业与政府所应尽的社会责任，但不忽略政治社会责任与个人社会责任，在这次灾难中所发挥的关键角色。
当2003年12月发生南亚大海啸，导致我国一些沿岸地带亦遭受海啸侵蚀后，政府就倡议成立内阁天灾委员会，同时建立天灾预警系统。这包括一旦侦测到海啸即将来临，即刻通过手机短讯将消息传遍开来。
然而，政府所建立并启动的救灾机制，根本没有办法发挥到预期的效果，以致拯救行动异常缓慢。更惊奇的是，政府只能够调动80艘救生艇及11架直升机参与救灾行动，这根本不足以应付整体的需求。
要知道这些投入救灾工作的救生艇与直升机，都超出了飞行或川行的时间顶限。若政府不再增派直升机或救生艇到灾场支援，恐怕会闹出更多的问题。即使是有人爬上屋顶招手求救，这些拯救人员竟然视而不见，导致灾黎被逼受困逾20个小时。
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一些投入救灾的公务员竟然只是从上午9时工作至下午5时，而另一些被指派参与救灾的公务员则没有准时报到。这种情况导致许多灾黎对政府失去信心，转而向私人界借用船只逃生。
欣慰的是，一些灾民即使眼看着家园被淹没，他们还是不辞劳苦地把其他人解救出来。这种高度展现“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人道精神，让我们在钦佩不已的同时，更让我们怀疑向来标榜爱心政府的社会道德去了哪里？
整体而言，政府的救灾机制出现指挥与运作严重混乱的情况。即使政府为了避免水坝水位达到危险水平，而必须打开水闸逐步“泻洪”，但是当局却没有善用流动通讯公司，在最快时间发送短讯予手机用户，以便让这些灾民尽快疏散至安全地带。
反而是一些报社如《东方日报》提供的快讯服务，在关键时刻发挥了极重要的角色。然而，由于其用户群毕竟有限，加上政府所掌握的最新灾情又没有即时传开，灾民就很难作好处惊不变的心理准备。
虽然政府没有善用流动通讯公司的便利，但是这些通讯公司亦是为了盈利考量，没有发挥其应尽的企业社会责任。如果所有的通讯公司都能够联手，并协助政府把最新的灾况发送出去，其实未必会加剧灾黎的恐慌心理，反而能够让救灾行动取得更好的效果。
这次的大水灾除了引发断粮之外，后期还使灾民面对断电、断水与断讯的痛苦。就以昔加末为例，由于担心5架抽水机漏电，国能就决定切断电源。当电源一切断后，就导致滤水站不能运作，而无法供应自来水予居民。久而久之，所有通讯设备将因电源被切断而无法运作。
我们不得不质颖，政府为何要装置一个不但不能防水，而且还会在水灾时担心漏电的抽水机？每当发生水灾时，抽水机往往就能发挥作用，以便把大量的水源从灾区给排掉。但是，这类抽水机不但“英雄无用武之地”，反而还带来更多无可预见的新问题。
尽管各政党包括马华志工团、民主行动党、人民公正党、回教党等，通过各别的号召行动尝试为灾民雪中送炭，或者投入救灾工作的行列中，但令人惊讶的是，竟有一些政治人物选择在大水灾发生时，抛弃灾民到海外去享受一番。
作为政治人物，尤其是有官职在身者如部长、副部长、政务次长或县市议员，即使全年工作劳碌太过辛苦，但是他们总不能“众乐乐不如独乐乐”，结果个个都跑到外国散心去了，留下那些支持他们的选民继续在水里“泡汤作乐”！
更讽刺的是，政府为何宁可拨款6亿令吉予巫统各支部主席，用作推行各项小型的发展计划，却不愿将这笔拨款转作南马大水灾灾黎的赈济金，反而通过国家福利基金拨出区区的200令吉，以及通过社会福利局捐出总值310万令吉的救济品，这难道是政府社会责任的最好体现吗？
最近，在互联网看到一帧摄自柔佛州昔加末甘榜阿都拉的照片。有人愤而挂出一条写着“谢谢私人界救护，靠政府我们死定了”字眼的布条，而其背景刚好是马华武吉武吉思朴支会即将主办“2007年迎新联欢晚会”的宣传布条。这张照片一图胜千言，所传达出来的讯息非常清楚，就是深受南马大水灾影响的灾黎，对政府各机构缓慢的救灾行动极度不满。或许，由于拯救人员行动缓慢，在家中苦等10余小时，延误救医而被逼丢失人命的郑淑珍，就是最好的注解。
这场突如其来，导致数万人弃家而逃的大水灾，让我们难得有机会检视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政府社会责任(Government Social Responsibility, GSR)、政治社会责任(Politic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PSR)与个人社会责任(Individu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R)，在这场灾难能否发挥其预期的效用。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其商业运作，对其利害关系人应付的责任。企业除了考虑自身的财政和经营状况外，也要加入其对社会和自然环境所造成影响的考量。利害关系人是指所有可以影响，或会被企业决策和行动所影响的个体或群体。
这个概念也可以延伸到政府、政治个体（政治人物）或群体（政党），以及无名小卒如你、我、他的身上。当然，本文的重点在于讨论企业与政府所应尽的社会责任，但不忽略政治社会责任与个人社会责任，在这次灾难中所发挥的关键角色。
当2003年12月发生南亚大海啸，导致我国一些沿岸地带亦遭受海啸侵蚀后，政府就倡议成立内阁天灾委员会，同时建立天灾预警系统。这包括一旦侦测到海啸即将来临，即刻通过手机短讯将消息传遍开来。
然而，政府所建立并启动的救灾机制，根本没有办法发挥到预期的效果，以致拯救行动异常缓慢。更惊奇的是，政府只能够调动80艘救生艇及11架直升机参与救灾行动，这根本不足以应付整体的需求。
要知道这些投入救灾工作的救生艇与直升机，都超出了飞行或川行的时间顶限。若政府不再增派直升机或救生艇到灾场支援，恐怕会闹出更多的问题。即使是有人爬上屋顶招手求救，这些拯救人员竟然视而不见，导致灾黎被逼受困逾20个小时。
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一些投入救灾的公务员竟然只是从上午9时工作至下午5时，而另一些被指派参与救灾的公务员则没有准时报到。这种情况导致许多灾黎对政府失去信心，转而向私人界借用船只逃生。
欣慰的是，一些灾民即使眼看着家园被淹没，他们还是不辞劳苦地把其他人解救出来。这种高度展现“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人道精神，让我们在钦佩不已的同时，更让我们怀疑向来标榜爱心政府的社会道德去了哪里？
整体而言，政府的救灾机制出现指挥与运作严重混乱的情况。即使政府为了避免水坝水位达到危险水平，而必须打开水闸逐步“泻洪”，但是当局却没有善用流动通讯公司，在最快时间发送短讯予手机用户，以便让这些灾民尽快疏散至安全地带。
反而是一些报社如《东方日报》提供的快讯服务，在关键时刻发挥了极重要的角色。然而，由于其用户群毕竟有限，加上政府所掌握的最新灾情又没有即时传开，灾民就很难作好处惊不变的心理准备。
虽然政府没有善用流动通讯公司的便利，但是这些通讯公司亦是为了盈利考量，没有发挥其应尽的企业社会责任。如果所有的通讯公司都能够联手，并协助政府把最新的灾况发送出去，其实未必会加剧灾黎的恐慌心理，反而能够让救灾行动取得更好的效果。
这次的大水灾除了引发断粮之外，后期还使灾民面对断电、断水与断讯的痛苦。就以昔加末为例，由于担心5架抽水机漏电，国能就决定切断电源。当电源一切断后，就导致滤水站不能运作，而无法供应自来水予居民。久而久之，所有通讯设备将因电源被切断而无法运作。
我们不得不质颖，政府为何要装置一个不但不能防水，而且还会在水灾时担心漏电的抽水机？每当发生水灾时，抽水机往往就能发挥作用，以便把大量的水源从灾区给排掉。但是，这类抽水机不但“英雄无用武之地”，反而还带来更多无可预见的新问题。
尽管各政党包括马华志工团、民主行动党、人民公正党、回教党等，通过各别的号召行动尝试为灾民雪中送炭，或者投入救灾工作的行列中，但令人惊讶的是，竟有一些政治人物选择在大水灾发生时，抛弃灾民到海外去享受一番。
作为政治人物，尤其是有官职在身者如部长、副部长、政务次长或县市议员，即使全年工作劳碌太过辛苦，但是他们总不能“众乐乐不如独乐乐”，结果个个都跑到外国散心去了，留下那些支持他们的选民继续在水里“泡汤作乐”！
更讽刺的是，政府为何宁可拨款6亿令吉予巫统各支部主席，用作推行各项小型的发展计划，却不愿将这笔拨款转作南马大水灾灾黎的赈济金，反而通过国家福利基金拨出区区的200令吉，以及通过社会福利局捐出总值310万令吉的救济品，这难道是政府社会责任的最好体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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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weiaik at
1:34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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