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waken the Giant within

小投诉大学问

2008-07-14T01:16:00.003+08:00

黄伟益（中国报•四方城）

自担任光大区州立法议员及槟州首席部长政治秘书以来，我们每天所要接受及处理的投诉，从小至水沟阻塞、路面破洞、水管爆裂、传票折扣，乃大至土地舞弊、发展计划遇阻、被人欺骗及盗用信用卡等，可谓不计其数。

我当然非常愿意用最多的时间来处理这些问题和投诉，甚至有些工作可能要耗数个月，甚至数年时间也在所不惜。这些工作都是不简单的，尤其一些牵涉联邦政府部门，或者牵涉我们权限以外的投诉，更需要一些耐性及政治智慧去处理。

很多人可能不明白，并且以为一旦成为州立法议员以后，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有者认为执政党议员应该比在野党议员更具优势，可以利用权势来让另一方乖乖就范或言从计听。这根本就是错误的观念！

就好像在处理非法木屋区逼迁的问题，我们现有的法律并没有规定发展商要怎样赔偿这些住户。不过，州政府一般上都会指示发展商，以人道主义的角度来处理非法木屋区搬迁的问题，包括提供住屋赔偿予居民、提供搬迁费或短期性的租金等。

不管是作为执政党或在野党议员，我们都是必须根据现有的法律、制度与指南行事。若有任何一方不遵守法律、制度或指南处事，政府当然有权利采取行动。但是，若法律没有规定任何一方要怎样做，我们就不能强人所难。

这也是共和联邦法律制度与荷兰法律体系的差异所在。根据共和联邦法律制度，凡是法律所没有阐明的，我们都没有权利去做。反之，根据荷兰的法律体系，凡是法律所没有阐明、规定或限制的，任何人都可照自己的方式去做。

所以，我们可通过挑战极限或创意方式来克服法律障碍，但是我们不能做法律所不能允许的事情。这就好像有个人的车辆被市议会罗里撞坏，但这个人不愿接受当局所给予的赔偿额，却在超过3年期限后才提出诉讼，政府就不能再给予分文赔偿。

这并非政府要逃避法律责任，而是因为法律既然有限制凡3年期限过后的诉讼皆不受理，那么若政府动用现有公款来给予对方赔偿，相关官员或公务员可能要冒被控不符程序、滥用公款或行为不检的风险。

另一种情况则是一些人向我们投诉时，总是不敢留下真实姓名或联络资料。有者更是没有办法提供具体的详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要如何指示相关政府机构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或者对相关方面或公务员采取纪律行动呢？

虽然我们一再保证其资料完全会保密，不过他始终不愿给予配合。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又能怎样呢？这种资料外泄的情况可能过去时有所闻，但这绝非新任政府的作风。

话说回来，我们还恳切希望各位给予配合，提供我们更多、更详尽的资料或情报，让我们可以把更多大鱼给抓起来，共同还给槟州人民一片新鲜的天空！

改革公共交通

2008-07-14T01:15:00.002+08:00

黄伟益（中国报·四方城）

槟州政府三大主要施政方针，就是所谓的“3C”即解决交通阻塞（Congestion）、提升卫生程度（Cleanliness）与严打猖獗罪案（Crime）。

其中，要解决交通阻塞的根本之道，就是要改革当前的公共交通系统，确保提升整个系统的效率，让人民不必家有一车，甚至家有二车、三车或四车。

槟州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就是人民的拥车量超过实际的人口总数。其新车辆注册的成长率乃排名全国第三，对于一个弹丸之州绝对是很沉重的负担。

在评论槟州政府施政100天的成绩单时，评论员总是很轻易地将公共交通改革不彰当作是新政府的败笔之一，却不深一层了解其根本原因，确实是很不公平的。

当然，其最根本的原因免不了跟商用车辆注册局有关。这个隶属联邦企业发展与合作社部旗下的机构，掌控发出巴士、德士、罗里、学生巴士等执照的绝对权力。

随着商用车辆注册局出现之后，相等于州政府与地方政府把所有牵涉公共交通系统规划的权力，全部集中在联邦政府的身上。

尽管如此，联邦政府未能完全或实际了解各别州政府或地方政府的需要，以致其一直以“栽培更多土著企业家”作为首要宗旨，大量发出执照予土著企业家或个人。

即使是一些原本由非土著企业家所掌控的公司，如今为了确保其执照能够顺利更新，遂把至少51％的股权割让给土著，从而失去本身公司的主导优势。

若以槟州的情况为例，前朝政府让槟城快捷通进驻槟州，始终无法起着改革公共交通系统之效，结果槟城快捷通落个要垄断天下之心路人皆知的局面。

尤其在丁福南掌管州内交通管理事务时期，槟城快捷通一直给丁福南出谋献计，指使槟州政府如何扼杀其他现有的公共巴士公司。

如果槟城快捷通的阴谋成功了，甚至让槟城快捷通独霸槟州的天下，但是凭着这间公司贪得无厌的心态，槟州人民可能最后要面对双输的结果。

所以，为了力抗联邦政府所撑腰的快捷通，槟州政府通过成立新的公共巴士财团，把州内其他公共巴士公司结合起来，无疑是一种不看巫统脸色办事的施政作风。

不管怎样，若要一劳永逸地整顿州内的公共交通系统，解散商用车辆注册局、让联邦政府的权力下放给各州，无疑是根本解决之道。

这就要看我们心中的“9月16日”何时才会到来了！

ABC的新时代哲学

2008-05-07T00:13:00.000+08:00

黄伟益

最近，有一位素不相识者通过电话告诉我，他前后申请槟州元首所封赐的DJN勋衔有8年时间了。尽管槟州政权变天，但是为了达成个人夙愿，他要把推荐表格交到我手上。

我直接了当地告诉他：8年又如何？如果你有资格，即使不用8年，州元首将会颁发相关的勋衔给你。如果你没有资格，即使你耗上10年或20年，我们都不会予以考虑的。

这就是当权政府如何看待与对待州元首的方式！对许多人而言，PJK、PJM、PKT或DJN绝对是有身分或地位之别的。对我们而言，这些只不过是ABC如此简单罢了。不管有无，我们的日子还不是一样要过。

从早前当新闻从业员到投身在野党，如今再摇身变成执政党议员，我看待这些勋衔的态度还是始终如一的。还记得去年杪，当我到霹雳州怡保为黄家和（现任民主行动党桂和区州议员）作《火箭报》的个人专访时，他就拿出了一张剪报给我看。

这份数年前刊登在《南洋商报》的评论标题就是〈满街都是公公〉，作者刚好就是我本人。当时，我毫不客气地批评国阵政府滥竽充数，毫不节制地大派勋衔给所谓有功甚至无功人士，以致你只要街上掷一颗石头，担保十之八九会丢到一个拿督。

所以，不管你是年轻人或老年人，只要你获得各州统治者封赐拿督，你就有机会升级成为公公。久而久之，满街都是公公就肯定见惯不怪了。从黄家和事隔多年还收藏这份剪报来看，我敢相信很多人都会同意我的看法：我们的拿督实在太多了！

有功人士获封赐拿督，这是值得可喜可贺的事情。无功人士不受禄，但是又要用拿督等勋衔往个人脸上贴金，结果就无所不用其极地通过各种利益输送的方式，尝试把拿督、拿督斯里、丹斯里逐一给弄到手。

即使没有拿督、拿督斯里、丹斯里，他们还是硬硬给DJN套个“准拿督”的名堂，藉以营造自愚愚人的效果。不仅如此，有些人获得拿督还不够，还要自行转换成为“皇室拿督”才甘愿。

还有一种人最无聊，明明拿了最高荣衔还不够，最终反而要让自己的名字加得更长。结果，一个刚获封赐丹斯里的拿督级人物，就变成了丹斯里拿督斯里。至于自己姓什名么，似乎都不太重要了。

今年7月又是一年一度的槟州元首华诞，许多人似乎都显得蠢蠢欲动。但是，请别忘记新的政府是绝对不一样的。如果你是无功人士，对不起！我们绝对不会考虑你提出的申请。即使明年要再来，我们同样会跟你说声对不起！

我们必须奉行宁缺勿滥的精神，确保真正对社会、槟州或国家有功的人士才会受封，否则，新的政府还不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就请拭目以待吧！我想，这就是我们ABC的新时代哲学！

民政神话解构了？

2008-04-28T00:12:00.000+08:00

黄伟益

去年10月25日，我配合许子根宣誓出任槟州首席部长17周年纪念日，出版了个人首本专著即《解构民政神话－－反思国阵执政槟州35年》。配合新著推介，我当时还到民政党槟州总部“踢馆”，藉此绰头把新书赠送给许子根。

4个月12天后，国阵竟然在槟州政坛面对兵败如山倒的局面，而民政党更是被人连根拔起，并将39年捧在怀里的政权拱手让人。如今，回想起来，这本书的预言果然实现了，让槟州有机会第二度实现政权轮替的民主改革进程。

如果问我是否准备再出另一本评论民政党的书？我很难一时答得上来。很多人告诉我：民政党今后可能会成为另一个PPP（人民进步党）。如果我有时间再出版新书，我就会索性把新书订名为《民政党PPP！》，取其音就是《民政党泡泡泡化！》。

目前，手头上的工作真是让人喘不过气来。有时，我还要作为“救火员”去处理一些突发事件，若再加上一些例行公事或会议不得不出席，让我可以静下心来工作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

我曾经对民政党情有独钟，后来却对民政党领袖的表现大失所望。在马来亚大学求学期间，有朋友问我何时才要回槟城？我竟然告诉他：当我回去槟城的那一天，就是许子根倒台的那一天。

我后来想想，这句话会有两种解读，其一就是我会等许子根倒台后才回到槟城，其二就是我准备回来让许子根倒台。后来整个事态的发展，倒像是我选择回到槟城，并且伺机而动要让许子根倒台。这一番“预言”又似乎应验了！

民政党全国目前只剩下两位国会议员及数位州议员，但在槟州及一些州属却是全面空白。若要讲民政党是槟州的反对党，又似乎让人有点难为情。

这也难怪民政党有位党员曾在跟许子根等领袖交流时说：We are not even opposition, we are in no position!（我们甚至不是反对党，我们根本没有地位可言！）

这就是民政党当前最大的悲哀！一个连内阁部长都没有的联邦执政党，再加上在槟州及另一些州属连一个议席都没有，甚至“四大天王”都组不成军，我们还要怎样对它寄以厚望呢？

许子根曾在1986年出版《参政四年》这本言论选集，其中一篇就提到“三结合的基本概念是要肯定执政党、反对党及民间团体在建国过程所能扮演的角色……一个开明的执政党，一定会欢迎有建设性的反对党。”

从民政党领袖对李家全事件左右开弓来看，就足以证明民政党不再甚至不曾是开明的执政党，而且也没有资格作为一个有建设性的反对党。

民政党曾经靠着人民的力量上台，后来却琵琶别抱加盟国阵，乃至最终竟背叛了这些支持者。针对这点，民政党根本没有什么值得怨天尤人的。

民政党要怪的就是许子根领导无方，还有许子根的软弱及对巫统领袖唯唯诺诺、毕恭毕敬、战战兢兢，才造就了民政党今天的下场。

空头是什么东东？

2008-04-23T00:11:00.000+08:00

黄伟益

过去一个月，经常接到各种各样、各形各式的来电。有时，一整天单是听电话下来，就让我感到头部有点疼痛。

老实说，最令我反感的来电者，莫过于那些开口闭口跟你要“空头”的人物，让我感觉这个年代的“空头党”真是横行无忌。即使其中有一位是我过去20年未联络的小学朋友，我同样感到很不是味道。

我时常在想：“空头”到底是什么东东？难道执政党就一定要跟“空头”扯上关系吗？如果是这样，我们倒不如成立“空头党”，就能够把“空头”大派给人家！

就好像槟州政府宣布委任民政党曾任卫生部政务次长兼日落洞区国会议员的李家全，出任槟州发展机构董事、槟州投资机构董事兼执行委员会主席，许多人总不免猜疑这跟空头一定有关。

这种想法在国阵执政时代，肯定是有根据的。但是，在槟州改朝换代以后，新的政府根本就没有什么好“空头”，反而苦头就一大箩。如果李家全为了“空头”而接受委任，那么，他如今可能后悔莫及了。

面对国阵领袖群起炮轰，甚至面对可能被开除党籍的命运，李家全仍然是一幅“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态度，根本无惧于这些政治恶霸的蛮横作风。即使一些人对李家全或有怨言，你还是要佩服其所持的坚定立场。

当年，我在跑国会与政党新闻时，经常跟民政党的官方人物有所接触。但是，李家全由始至终是相当低调的。即使当年担任民青总团领导要职时，李家全还是相对低调的人物。

李家全担任卫生部政务次长期间，要采访由他所主持的记者招待会，根本是难上加难的。更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他陪同卫生部长出席记者招待会。这就是其配角型的性格使然。

所以，我敢相信李家全是经过一番痛苦挣扎、深思熟虑之后，诚意接受槟州政府委任他上述3个要职。对于其人格及这番诚意，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质疑太多。

我更瞧不起那些竟敢公然开口要讨勋衔，例如PJK、PKT、PJM，甚至是要讨“准拿督”（这种称法实际不存在）、拿督或拿督斯里的人物。如果你是对社会有功人士，即使不用你自我推荐，州政府也会把你考虑在内。

还有，一些发展商还没有向相关政府机构提出申请，就跑过来向我们寻求“特别”协助，甚至一些发展商还大献殷勤。对不起，我绝对不能接受这种厚爱！

如果你要我们学国阵那样，有事无事都通过政治管道介入解决问题，那么我们要公务员来做什么呢？我们应该先让政府高官以他们的专业知识与能力，对相关申请或事件作出理性判断，然后再来确定是否有介入的必要。

否则，我们只会看到更多不合法的发展计划出现，甚至今后有更多建筑出现裂痕及倒塌的情况。试问，这难道是槟州人民要看到的情况吗？

我最想做的一件事

2008-04-14T00:10:00.000+08:00

黄伟益

如果你问我在全国大选最想做哪一件事？我会毫不犹疑地告诉你：闭上眼睛睡一番长觉！但是，我不能够这样做，而且似乎显得有点奢侈。

至今为止，虽然距离3月8日超过一个月了，但是我还没有机会恶补睡眠。每一天，我几乎是上午6时30分起床、7时30分出门办公、晚上12时30分或更迟才有机会入睡。

所以，当我跟人家说：我正奉行18/7的工作文化，相信并不为过！所谓的18/7就是一个星期工作7天、每天工作至少18个小时。很多人听了都觉得不可思议，但这就是我们当前的工作方式。

为了确保槟州政权顺利过渡，同时确保槟州政府的运作能够在最短时间内上轨道，我们只好拼了老命，务求把各种推积如山的工作做到最好，以免让人民对我们感到失望。

一些公务员跟我们讲：哗，你们都很勤力呀！他们甚至告诉我们，以前的“老板”做事慢条斯里，所以他们也只好放慢速度来做。如今，当他们看到我们速度加快时，就要求我们不要责怪他们，好让他们可逐渐加快速度来适应我们的作业方式。

过去一个月来，我本身接到不少的投诉，有些投诉更是过去20、30年来所无法解决的。当这些投诉交给我们去处理时，我们当然也觉得相当吃力。不过，我们还是会想办法去解决这些较为错综复杂的问题，尝试把整个问题的症结打开来。

这就是我们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和诚意。最重要的是，我们根本不要求任何回报，反而只要求对得起天地良心。最近，有位朋友碰到面就问我：当官的日子好过吗？我直接告诉他：请不要用“官”这个字好吗？

对我而言，“官”字总给人比较不好的感觉，甚至有意无意摆出官架子、突出自己是高人一等的地位。我宁可什么都不是，甚至还要求民众勿把“YB”这个称呼挂在嘴边。

我比较喜欢跟一般人平起平坐，跟他们同甘共苦。我不认为单以称呼就能判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尊敬程度；相反地，若没有这种称呼，某人却能够打从心底敬重你，这才是值得我们所向往的。

3年前，当我还在吉兰丹中华独中担任联课活动主任兼执教时，我并不十分在乎学生是否称呼我为主任或老师。当然，基于同样的道理，我当时要把学生当作朋友来看待，同时激发他们对上课及参与联课活动的真正兴趣。

确实，若我们要扮演好人民代议士的角色，即使采用18/7的方式做工，还是相当不足够的。有时，我不免在想若人类能够不睡觉，应该有多好吧！不过，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却是千古不变的大道理。

只是，要休息又谈何容易呢？我们既然选择了这条最难走的路，我们就要坚持不懈地走下去。既然人民给予我们最大的委托，我们就绝对有责任把槟州搞得更有声有色，让槟州成为领先全国各州属的模范州。

孩子，快回来吧！

2008-04-08T00:08:00.000+08:00

黄伟益

上周三，我在峇六拜国际机场碰巧遇到湖内槟城国际竞技场管理公司，即PenEvent董事经理王万祥夫妇。他们当时正在机场等候儿子刚从英国归来，想当然两人的心情雀跃不已。

王万祥是在大约两年前把儿子送到英国修读法学系。去年中，其儿子学成毕业后，一直嚷着不肯返回祖国。想不到今年3月8月全国大选一落幕，儿子突然间心血来潮告诉他们要返国实习当律师，这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

他们毫无隐瞒地告诉我：是我们把他们的孩子带回来了！若不是在野党执政槟州，让人对新政府寄以厚望，很多人还是不想回来的。我相信除了王万祥的儿子之外，目前还有许许多多槟城人正想重投祖国呢！

即使那些在短期内无法落叶归根者，他们还是一心一意想为槟城州政府尽点能力。其中最好的例子就是杰出华裔经济学家、现任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如今更是槟州政府经济智囊团成员之一的胡永泰博士。

尽管他们身在国外，但是他们身上却流着槟城人的血液，以及槟城人典型的热情态度。其中有一些人正通过各种方式与管道，协助我们跟一些投资家牵线，确保这些人能够对投资槟城有所心动。

当然，我总不能忘记所有趁着这次全国大选，专程从外国包括美国、英国、台湾、日本等飞返祖国，并且投票支持我们的各族同胞。若少了这些人的傻劲，我们要执政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还记得2006年11月，当巫青团长希山慕丁第二次高举短剑时，非巫裔社群整体上显得焦虑不安，而纷纷萌起要移民国外的念头。据说，在举剑过后一两周内，移民厅每天都接到上百通的来电，主要内容都是询问当局要如何移民到国外。

如今的情况刚好相反，他们不但打消了离开祖国的念头，甚至还连本带利地把其他同胞给召唤回来了。若不是马来西亚的民主还有明天、未来还有希望，这些人可能老早把心一横就掉头走了。

全国大选落幕迄今一个月。虽然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我们却要万事从零做起。我们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至少18个小时，就是为了要收拾许许多多的烂摊子，确保人民今后的生活会更好，同时为人民省下更多的血汗钱。

当然，要在最短时间内看到我们的执政成就，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但是，只要我们肯用心、肯努力、肯打拼，我敢相信槟州政府假以时日必能交出亮丽，而且绝对不会让人民失望的成绩单。

就让我们手牵手、肩并肩，一起把槟州的发展推向另一个高峰，让我们把槟州发展成为领先全国各州的模范州。这是我们的期许和梦想，当然更是你引颈长盼的未来！

I really need your help! 我需要你的协助！

2008-02-19T00:20:00.001+08:00

As today, the election fund that I collected stands at RM12,300.00. This amount also counted in my personal savings.

迄今为止，我所筹获的竞选基金总额为1万2千300令吉。这个数额其实包括了我本身的储蓄在内。

However, it is still far from enough for me running an effective election campaign.

然而，这离我要推动有效率的选战目标，尚有一段蛮长的距离。

I will spend RM5,000.00 for candidature deposit, RM3,000.00 for poster deposit, RM3,000.00 to pay Penang DAP for materials prepared for each candidate, RM5,000.00 for publicity materials including leaflets, billboards and buntings, and RM4,000.00 for miscellaneous.

我将耗5千令吉作为候选人抵押金、3千令吉作为海报抵押金、3千令吉支付槟州总部作为其给各别候选人所准备的竞选材料、5千令吉作为宣传用品，包括传单、大型宣传板及挂条的印刷费用，还有另外4千令吉作为杂费。这其实算是最保守的预算了！

I do really need your help. Please feel kind to support my election fund by banking into Maybank account (No.:112232163057). For every single cent you donated for me, please acknowledge me through email (nweiaik@gmail.com) and I will issue the receipt for you.

我非常需要你们的协助。若蒙俯允，敬请汇入马来亚银行户头（号码：112232163057）。凡汇入的款项，敬请通过电邮(nweiaik@gmail.com)告诉我，而我将在稍后寄上收据给你。

I would like to thank in advance for any type of your assistance you render for me.

对于你们所给予任何形式的援助，我先向你们致予无限感激！

Let us fight for a better tomorrow! Malaysia and Penang deserve better!

让我们为明天会更好而奋斗！马来西亚与槟州的未来一定要更好！

上阵是为了什么？

2008-01-18T21:53:00.001+08:00

黄伟益

大选的跫音越来越近了！看到国阵领袖为了争出位而斗个你死我活，我看了真是感到心寒。

你问我在大选上阵重要吗？我可以坦白告诉你不重要！但是，若要我在来届全国大选上阵，我肯定会卯足全力拼到底，确保自己能够旗开得胜。

我一直相信，机会只留给那些永远做好准备的人。我不相信反风会把榴连刮下来，或所谓来届大选会掀起政治大海啸的道理！

我相信所有的一切必须靠实干与诚意换回来的。当然，年轻更是我们最大的本钱！若我们能够在生命最旺盛的一刻奉献个人青春、活力和魄力，这岂不是更好吗？

我曾经有机会在大选上阵。结果，我选择放弃了这个机会。当时的我还不是一位政治工作者，甚至连政党的边都沾不上，但我可说比许多人幸运得多。

然而，我始终没有觉得后悔。我相信在大选披甲上阵乃是一种让个人成长、学习如何面对群众，以及赢得他们信心的过程，其结果如何就不在我们控制的范围了。

随着转换跑道之后，我当然希望有机会亲身体验参与大选的过程，更尝尝当中甜酸苦辣的滋味。至于你会把选票投给谁，这就交由你去作决定了。

我相信本身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面对2008年全国大选，如果我再错失这次上阵的机会，我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只是，一旦要我投入整个大选，我就要确保自己做得最好，而且一定要竭尽全力务必把本身所攻打的选区赢下来。

自从懂事以来，我见证过了民主行动党在丹绒一役、丹绒二役崛起，以及在丹绒三役败走麦城。

我同样看到民主行动党在过去两届全国大选毫无起色，以致只有一支火箭射入槟州立法议会，让彭文宝被逼跟国阵群雄周旋到底。

作为槟城人，我只希望协助民主行动党扩大在槟州的政治版图，进而让我们重新赢得槟州人民的信心。

如果在野党有机会在1990年赢得14个州议席，我们相信这一次亦有机会否决国阵在槟州所牢控的三分之二州议席。

这些日子以来，我确实投入了不少的精神、时间与金钱来应付这场选举。这可能到头来是一场空。但是，我有什么好埋怨的？

这让我想起了民主行动党创党主席曾敏兴医生，在1965年即创党前一年所举行的森美兰州拉抗区州议席补选，以梅花作为独立人士的标志而赢得这场补选。

就像我们常说“未经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我们更应该以梅花的精神来激励自己，并以一颗坚定的心面对接踵而来的挑战。

这就是梅花精神的由来，至今仍然让人津津乐道。同样地，若我们能把梅花精神再次发扬光大，而不是耗时间作没有意义的争夺，这难道不是更好吗？

政绩单丢人现眼

2008-01-11T21:51:00.000+08:00

黄伟益

最近，我针对槟州政府2007年的施政表现推出成绩单，作为监督国阵政府施政的方式之一。这是我从2006年杪以来，第3次给槟州政府量身订造的成绩单，而且一如过往般把这份成绩单，寄交到正副首席部长及所有州行政议员手上。

无独有偶，国阵一些州议员开始推出他们的成绩单。其中，即将“下车”的光大区州议员林锦顺更准备每个月派发成绩单，誓有不愿告老还乡的意思。虽然亚依淡区州议员章志伟没有推出成绩单，却说本身迄今完成了80％的选区工作。

这些政绩包括什么呢？就是提升选区的基本设施，如水电压问题、道路崎岖不平、疏通水沟等。同样地，林锦顺成绩单只有其出席一些活动的照片，根本就交不出本身作为立法议员应该履行职责的成绩单。

为什么这些原属市议员的工作，如今竟变成了州议员的政绩？同样地，为何表现不佳甚至睡觉的市议员，竟然可获槟州政府一律延长他们的任期？这岂非国阵政府变相鼓励市议员只领干薪、不工作？

曾几何时，我们的州议员被逼要沦为市议员，而市议员则沦为公务员。结果，整个市议会的效率受到影响。即使我们的007占士邦叔叔――槟岛市议会主席再纳拉欣要改变这个体制，似乎也显得有心无力。

与其看着国阵州议员自吹自擂、内容空洞的成绩单，我反而更欣赏民主行动党双溪浮油区州议员彭文宝的做法。彭文宝没有特别印制成绩单，而且只是把槟州立法议会过去4年完整的开会记录交了出来，要交由选民验收其在议会的实战表现。

只要翻开这一大叠议会记录，所有朝野议员在槟州立法议会的表现，可说是无所遁形了。哪管国阵议员如何印制及派发设计华丽的成绩单，他们确实无法否认本身在立法议会的实质表现。

通过这些记录，我们看到国阵议员在议会内外判若两人，即一方面藉用夸张言论在华社大逞英雄，另一方面则向巫统的恶势力低头。我们看到一些议员在议会外支持设立中文路牌，在议会内却不敢支持任何对人民有利的动议。

与其说这是朝野议员的成绩单，我宁可形容这是一面照妖镜，把国阵议员的千奇百态、媚俗举动和惑众言论给照了出来。当然，你还可以看到一些国阵议员，如何利用议会发言机会专奉领袖大脚、开黄腔甚至乱讲话。

看着国阵某些议员表现得如此差劲、失态、不务正业，您或许很想向他们丢臭鸡蛋。但是，对不起！我绝对不会这样做。与其跟他们一般见识，我们倒不如期许更多人能够善用手中的两票，来教训某些不学无术的人民代议士。

机会就在您的眼前！与其再等另外一个5年，我们倒不如珍惜当下的机会。您绝对有能力促使体制改革，就看您愿不愿意让手中的选票说说话而已！

不同角度看大选

2008-01-06T02:06:00.000+08:00

黄伟益

最近到霹雳州安顺演讲，就提到4年前我以新闻从业员的身分，见证及采访了马哈迪退位、阿都拉接任首相的历史性一刻。

当时，我被派到布城首相署采访马哈迪以首相身分召开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还有马哈迪与阿都拉职权交接后离开首相署的感人一幕。

4年前，我身负重任采访阿都拉第一次领军的全国大选；4年后，我从采访最前线退了下来，并以另一种姿态来面对全国大选。

虽然只是短短的4年，但我的心境却经历很大的转变。回首从前，我的感觉非常强烈，就是今天的情况确实不比4年前更好，甚至比4前还要更糟糕。

如果用马哈迪跟阿都拉相比，我更怀念当前采访马哈迪的过程。毕竟，马哈迪的谈话永远比阿都拉精彩活泼，让我恨不得把整段谈话完完整整地抄录出来。

当然，我知道本身不可能再回到从前，而且好马根本不可能再吃回头草。因此，我要以怎样的心情来应付这场大选，甚至如何一发击中，这就非常考验自己了。

其实，安顺的选民跟槟州有一点相似，就是一般选民都有分裂性投票的取向。槟州的选民总喜欢国投在野党、州投国阵，安顺选民的情况却刚好相反。

拜选民的心态所赐，民主行动党永远能够稳守巴硕勿打玛区州议席，却很难有机会把安顺区国会议席攻下来。这也难怪民政党的马袖强永远能够稳坐钓鱼台！

最后一次就是在1997年安顺补选，民主行动党派出古拉收复了这个属于国阵的城池。我就问在场的群众会否在来届大选，让安顺补选的奇迹重演呢？

他们都纷纷报以热烈的反应。这显示安顺人民的国投国阵、州投火箭的心态有所模糊，毕竟他们不能再忍受百物涨价、贪污腐败所构成的生活疾苦。

如果把同样的问题抛给槟州选民：你们会否做一个有原则的选民，将手中两票投给同一个政党，让1986或1990年全国大选的奇迹再次重演吗？

虽然我不可能通过这个专栏即时了解你们的反应，但是我希望你们可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我当然要恭喜你！

如果你的答案是否定的，这说明了你可能还无法看透许多事情，甚至让许多非理性因素影响了你的判断能力。

任何的选择都是没有对错的。但是，我们必须站得直、坐得正，并且对得起天地良心，否则即使让你赢了一点点甜头，你实质上却把自己和未来给典当掉了。

有传闻指国会即将在1月15日解散，而且投票日可能落在农历新年前夕。届时的我可能无法再通过这个专栏跟你畅饮狂欢了！

从采访线上退了下来，而今再从幕后走到台前，我确实是把自己豁了出去。4年前的我还在用文字记录历史，明天的我就要跟你们一起豁出去，并让我们共同用行动来创造历史吧！

对年轻人的期许

2007-12-30T02:04:00.000+08:00

黄伟益

刚过去的30岁生日，我收到一则相当特别的短讯：“三十岁以后，人的心境真的会变得不一样，也许那是另一种成长吧！祝福踏入三十岁的你未来真的能成为槟州的新希望。”

我未来能否成为槟州的新希望，这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期望能够给槟州人民带来一股新的希望，为人民提供一种新的选择，让他们能够从当前的困境走出去，共同催生更美好的明天！

10年前的这个时刻，我第一次接触到日本都市文学作家村上春树的作品。当时，我读了他在1978年的第一部作品《听风的歌》。这是村上春树在30岁的前一年完成的。

通过读这本书，让我领悟到30岁是人生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所以，从20岁至30岁整整10年期间，我不断追求及实现个人的梦想。在职场上，我曾经从事新闻工作，更曾经在独中执教鞭及当起学院讲师，如今更投身于政治工作。

当然，最重要的是，村上春树启发我在30岁之前出版了第一本个人专著，即两个月前所推介的《解构民政神话》一书。总而言之，我确实希望尽量在30岁之前，尽量完成人生最重要的每一件事。

但是，我们看到有许多人在30岁之前不曾登记为选民，甚至不曾在大选投过票。我们看到有许多年轻人宁可沉醉在风花雪月当中，过着夜夜笙歌的日子。他们选择放弃了自己，认为自己今生不可能像比尔•盖茨一样成为富翁。

我要告诉这些人：你们都错了！李嘉诚14岁进酒楼端茶倒水，30岁才在塑花行业站稳脚跟，最后摆脱贫困。郭台铭21岁去复兴航运上班，直至30岁生日那天接到松下这个大客户，才不用担心没钱给员工发薪资。

布林与佩吉22岁开始经营Google（谷歌），8年时间几乎没有收入，直至30岁公司上市，两人才一夜暴富。至于比尔•盖茨则19岁从哈佛退学，埋头程式设计11年，30岁才搭上IBM，结束个人程式设计的失意岁月……

这些例子多到不胜枚举。过去几个月来，我一直不断思考槟州的下一步要怎样走，包括如何推动政治转型，以及通过我们集体所构思的“替代政策白皮书”，尝试给槟州人民提出新的思考和发展方向。

很多时候，我们非常关注年轻人的心声，尤其要给30岁以下者勾勒出一番更美好的未来景像。毕竟，槟州的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更是属于那些立志要为槟州经济打拼、为社群与家庭贡献的年轻人。

我们的大人曾经捱了过来，他们当然不希望让本身的孩子继续苦下去。所以，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必须坚持为他们打拼，并以我们的能力为他们寻求突破及带来改变。

至于作为孩子的我们，我们应该是时候面对自己了。请告诉自己：The party is over! And the life has begun! 请现在就思考您所期望的未来吧！

新的一年再冲刺

2007-12-23T02:02:00.000+08:00

黄伟益

2006年的这个时刻，我带着无比雀跃的心情，对槟城媒体宣布“我回来了”！我重新回到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乃希望在我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刻，为槟州政坛与人民贡献一丝心力。

过去一年来，除了偶尔远赴东马及南下北上之外，我绝大多数时间都来往巴生谷与槟城。有时，为了留下更多时间去做更重要的事情，我往往要披星戴月赶夜车，只为了大清早一觉醒来，可以即刻投身一整天的忙碌工作。

如果要我回顾这年来所做的一切，我绝不会感到非常满意。毕竟，我要做的事情可多呢！但是，这总算给我留下了一些小小的记录，并给自己和槟州人民作一点点交待。

至于我召开多少场记者会、发布多少篇文告、出席多少场宴会及演讲、处理多少宗投诉个案、奔波多少个政府部门等，我肯定是数也数不清了。这些数据重要吗？我不见得。但是，我敢说我的政治生命至少没有留白过。

由始至终，我只是以一颗赤子之心，并希望用我的诚意来感化周遭的人。我希望能够让他们看到一股新的希望，让他们敢于尝试作一些新的抉择，进而为槟州政坛注入一股新的活力、创意及年轻气息。

1998年，我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槟城，远赴350公里外的马来亚大学报到。在大学期间，除了在华文学会活动之外，我还活跃于学生运动及校园政治。这个机缘巧合让我从政治冷感的文艺青年，变成一个热衷于了解国内政治的热血青年。

大学还未毕业，我就加入报界任职新闻从业员。由于专跑政治、官方与国会新闻采访路线，让我跟朝野政党的领袖靠得很近。曾有几次，这些政治人物向我伸出橄榄枝，但我都选择擦身而过。

我常跟身边的朋友说，搞政治应该是30岁以后的事情。只是，离开报界远到吉兰丹执教一年后，我却在人算不如天算的情况下，毅然加入了民主行动党的团队。如果不是对槟城这个家乡还有一丝情感，我也不会选择回到这个地方来。

幸好，我在吉隆坡只是住了9年，否则若在这个地方住上逾10年，我就很难放下这一切跑回槟城。来回两地奔波的过程当然疲累不堪。但是，若我能藉此提出一些新的创意点子，协助槟州开创更美好的明天，我又何乐而不为呢？

昨天，我平静地度过了30岁的生日。对我而言，30岁是人生另一个分水岭。昨天的一切既已随风而逝；从今天开始，我必须再快马加鞭、迎向充满挑战的未来，否则白了少年头就显然空悲切！

槟城是我家，我当然爱这个地方。然而，我不会要求任何回报！我只希望有更多人能够跟我们一样，更关注槟州当前所面对的种种问题，并思考如何寻求突破或改变。

请记住，政治绝对不是一小撮人的专利，反而是影响着你、我、他，还有千千万万人的大事！

这个人权日不快乐！

2007-12-20T02:08:00.000+08:00

黄伟益

自从认识12月10日是国际人权日以来，我每年都会对这个日子有所期待。无可否认，国人很少用特别的方式来庆祝国际人权日。

其中，律师公会、吉隆坡与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青年团、马来西亚人民之声，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乃是少数重视及庆祝国际人权日的民间组织。

今年的国际人权日比较特别！由于2008年乃《世界人权宣言》面对60周年纪念，因此联合国决定从2007年12月10日开始，用全年的时间庆祝这个极具历史意义的日子。

诚如今年的主题－－“尊严公义你我有份”所传达的意义，我们有必要尊重每一个人的基本尊严，同时公平对待我们身边每一个人。不论在任何地方，我们永远必须尊重每个人与生俱来固有的尊严，同时以不歧视、平等及公平的态度对待所有人。

但是，今年的国际人权日确实让我快乐不起来。不为什么，只因为我们的当权者根本不懂得尊重人权，甚至还自行诠释法律并以铁腕手段逮捕无辜者，让我们看了不尽感到心寒。所以，当天的我还特地跟很多人说：“国际人权日不快乐！”

律师公会每年配合国际人权日举办游行，去年甚至邀请到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纳兹里参与同行，但今年竟变成了警方采取非常手段打压的活动。

12月9日，警方在首都竟不遵守既定的法律程序采取行动，逮捕不少参与游行的律师和民众，让人感到愕然。更甚的是，吉隆坡市政府执法官员竟私闯律师公会的私人产业范围，强行拆除律师公会在本身建筑物为宣传国际人权日所悬挂的布条。

此举惹得律师公会人权委员会主席云大舜据理力争，最后竟演变成“阻差办公”被警方逮捕。不仅如此，“手操法律生杀大权”的律政司阿都干尼竟然亲自提控这些被扣留者，而且还尝试否决这些被扣者获得保释。

天啊！他们到底犯了什么滔天大罪，竟然要劳动律政司亲自出马？对于那些掏空公帑、杀人不眨眼的嫌犯，为何阿都干尼却不亲自将他们提控上庭呢？

联邦宪法第10条赋予人民享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与结社自由权。只要是和平性质而参与者没有携带危险武器的集会，警方应该保障人民享有一定的集会自由和空间。

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曾经主张，政府应该人民在特定的地点，在不需申请准证的情况下举办公众集会。人权委员会还说警方禁止人民举办集会乃违背基本人权，而且法律未允许警方全面禁止所有的集会。

当然，警方随后又动用内安法令，即在未经审讯的情况下扣留异见人士，加上第二轮茅草行动可能箭在弦上，让我们不得不宣告马来西亚晋入人权与民主的寒冬。

尽管如此，我们绝对没有悲观的权利，而且我们绝对不能合理化这些本来就不合理、不合情、不合法的行动。

即使我们都是手无寸铁之徒，这不代表我们就要向权威和命运低头，反之要以绝不妥协的态度，齐来捍卫我们本身的尊严和平等，让我们共同祈望明天会更好！

诚如联合国新任秘书长潘基文所说：“我们有责任确保这些权利在生活中实现。无论任何地方，人人知道、了解及享有这些人权。往往最需要人权保护者，乃是最需要了解《世界人权宣言》的人……”

让选票说话！

2007-12-16T02:01:00.000+08:00

黄伟益

每当我们设柜台协助选举委员会登记新选民时，总有许多年轻人会趋前探问：我们不登记会怎样？我们登记后不投票又会怎样？如果不投票3次会否被褫夺公民权或者列入黑名单？

如果只是几个人提出这种疑问，相信还情有可原。但是，无论在槟城、霹雳、马六甲、吉隆坡、八打灵再也、巴生等，我们都面对同样的情况。我有时难免怀疑：这会否是一些人的杰作，企图阻止年轻人行使他们的投票权？

面对这些疑问，我们总要不厌其烦地跟他们作解释，甚至告诉他们投票是联邦宪法所赋予我们的自由权。即使我们没有去投票，没有人可以对我们采取行动，包括褫夺公民权或把我们列入黑名单。

结果，一些年轻人就反过来告诉你：既然不会有事情发生，我为什么还要登记呢？天啊，怎会有这样的年轻人？为了说服这些年龄届满21岁者登记为选民，我们只好告诉他：如果你现在不登记，当时你要投票就可能后悔莫及了！

即使你登记成为选民，我也没有办法强逼你去投票。这毕竟是你个人的自由权！但是，若不登记成为选民，我们又怎样通过手中的两票（包括国会议席与州议席）来表达心中对许多事情不满呢？

我没有办法告诉他们，我们的列祖列宗如何怎取民主？从中国现代革命之父孙中山到五四运动，我们的先贤或前辈曾经抛头颅、洒热血，就是为了要获得手中的投票权。这些话绝不是一般年轻人听得进去的。

他们可能会毫不在乎地跟你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大不了，我们就选择移民！这番话说得相当容易。但是，请想想另外一些根本没有能力移民的朋友、亲戚及我们的下一代，他们要如何在这片土地活得更好，过着比现在更好的生活呢？

许多浏览“Facebook”（脸谱）这个当前最受欢迎的交友网站者，相信都有一个非常相似的经验，就是我们的许多同学或朋友为何都身在国外？这些人要不是到国外深造，就是在外国工作、成家立室甚至移民去了。

他们为何会选择抛弃这个国家？难道他们对这个国家不再有感情了吗？到底是国家遗忘了他们，还是他们遗忘了这个国家？面对这种情况，与其消极且想尽办法地离开这个国家，我们为何不让本身的选票说说话？

你或许会说：即使少了我的一张选票，也是影响不大嘛！但是，若许多人都跟你有着同样的想法，这就非常不得了！如果你还记得老师怎样教会你“积少成多”、“众志成城”这两句成语，你肯定会了解个中再简单不过的涵意。

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我们作为年轻的一代，绝对没有悲观的权利。如果你希望赶得及在明年3月或之后投下手中的一票，请在这个月份前往邻近的邮政局登记吧！

马来西亚宣告晋入人权与民主的寒冬！

2007-12-10T01:42:00.001+08:00

黄伟益

我国警方刻意在国际人权日前夕展开另一轮的逮捕行动，显然无视人民要求集会与言论自由权日益高涨的呼声，而且这一系列的逮捕行动绝不会在短期内告一段落，让我们不得不宣告马来西亚晋入人权与民主的寒冬！

2007年人权日乃标志着全球将用一整年的时间来庆祝《世界人权宣言》面世60周年纪念。诚如今年的主题――“尊严公义你我有份”，我们更有必要尊重每一个人的基本尊严，同时公平对待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从《世界人权宣言》在1948年通过以来，这份文件一直鼓舞着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和保护人权及基本自由。这是我们对普遍尊严与正义的承诺。这根本不是奢望，更不可能只是梦想，反而适用在每一个人身上。

不论在任何地方，我们永远必须尊重每一个人与生俱来固有的尊严，同时以不歧视、平等及公平的态度来对待所有人。

诚如联合国新任秘书长潘基文所说：“我们有责任确保这些权利在生活中实现。无论任何地方，人人知道、了解及享有这些人权。往往最需要人权保护者，乃是最需要了解《世界人权宣言》的人……”

至于马来西亚，当权者非但不重视联邦宪法所赋予每一个人的基本自由权利，反而还想尽办法剥削他们的基本人权。从最近一系列的逮捕行动看来，执法单位根本没有遵循既定的法律与程序规定采取行动，无不让人民深感失望。

许多不应该发生的事情确实发生了，但我们绝不能合理化这些本来就不合理、不合情、不合法的行动。即使我们都是手无寸铁之徒，这不代表我们就要向权威和命运低头，反之要以绝不妥协的态度，齐来捍卫我们本身的尊严和平等。

我们要明白对付破坏的最好方法就是建设！我们要重新掌握《世界人权宣言》，并以这个具有生命力的文件，作为我们用来跟当权者理论的最好武器，让我们享有一个免于恐惧，也免于匮乏的未来。

人权不仅是超越文化和传统的共同普遍价值遗产，《世界人权宣言》更揭示了全球第一个最庄严的承诺：全人类不论肤色、信仰或出生背景，人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尊严与平等。

配合《世界人权宣言》面世60周年，让我们共同向所有怀抱超卓愿景的最初起草者，以及向全世界为实现愿景而奋斗不息的许许多多人权保卫者表示致敬。与此同时，让我们共同祈望马来西亚的明天会更好！

槟城二桥隐藏的逻辑

2007-12-09T16:53:00.000+08:00

黄伟益

中国为马来西亚提供8亿美元（27亿令吉）的融资，让槟城兴建全长22.5公里的第二座大桥，而且竣工后将是东南亚最长的桥梁。

尽管马中两国签了约，但是碍于许多导致行政延误的技术性问题还未解决，加上建筑成本随着通货膨胀再次飙涨，这个工程如今错失了原订今年11月动工的日期。

由于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借贷给外国单一项目的最大笔货款，许多人总喜欢把它视为马中关系大跃进所带来的成果。但是，我认为若只从两国关系解读双方的合作诚意，不足以反映中国在东南亚一带，尤其对马六甲海峡不可言喻的地缘战略利益。

目前，负责建桥工程的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虽然拥有90％在海外所推动的发展项目，但南亚和东南亚市场只占三分之一。其余业务主要来自非洲和中东。

既然其核心业务不以东南亚市场为主，为何竟对只有弹丸之地的槟城感到兴趣，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就是中国更加重视其在马六甲海峡的利益，并且远远超过槟城或建桥工程本身所能带给它的利益。

马六甲海峡是世界上最繁忙的三大海峡之一，全球有四分之一货运和近半的石油运输，或相等于每年约8 万艘次船只必须绕过马六甲海峡。其中近60％船次属于中国船只或进出中国的船只，而且这个数据正以每年8％速度遽增。

2005年6月，美国曾提到要派兵进驻马六甲海峡，并与周边国家一起组成联合巡逻队，确保所有通过船只的安全。虽然马来西亚、印尼与新加坡齐声拒绝美国的要求，但美国图谋进驻马六甲海峡的司马昭之心，可谓路人皆知。

美国试图进驻马六甲海峡，表面上着眼于打击东南亚日益猖獗的海上恐怖活动，实际上是要通过军事强化本身在东南亚的地位，同时防范与遏制中国的崛起，包括在必要时对台海危机和南中国海局势进行军事干涉。

今年5月7日，我国首相阿都拉宣布将从吉打州铅至吉兰丹州万捷，铺建一条长达312公里、横贯半岛北部的石油输送管，以纾解马六甲海峡的航运压力。

当这个消息传出后，中国与伊朗都表达强烈的投资意愿。但是，鉴于马来西亚跟中东国家的关系匪浅，要如何影响马来西亚政府的决策进而对中国有利，通过主动给予大笔融资或许是其中一个可行的管道。

加上槟城处于马六甲海峡的进口，加上又是华裔首席部长所领导的州属，若能通过槟州政府跟联邦政府说项，甚至影响联邦政府修改输油管的铺设计划，让这个输油管从北海铺设至东海岸，肯定更能符合中国的地理战略利益。

尽管国阵肯定在来届全国大选，藉用马中友好关系大打“中国牌”，但人民与其将建桥工程完全归功于政府，倒不如看清楚中国才是最终的大赢家！

警方使用催泪气驱赶示威人士

2007-11-10T16:10:00.000+08:00

警方用催泪气及水炮，驱赶在首都吉隆坡反对党的示威人士。

非政府组织“干净与公正选举联盟”（Bersih，公选盟）今天举办大集会，要求成立皇家委员会推行选举改革，确保来届大选干净及公正举行。但没有获得警方发出准许证。

当游行人群准备到独立广场集会时被警方阻止，双方发生冲突，防暴警察发射催泪气及水炮，驱赶人群，很多人走入附近的清真寺暂避。

警方此前严厉警告公众不要参加大集会，否则将被对付，并封闭所有往独立广场的道路。国际人权组织批评政府，没有按民主规则办事。

邀请许子根及各界出席新著推介礼

2007-10-18T01:48:00.000+08:00

我选择在2007年10月25日，即许子根宣誓就任槟州首席部长17周年的重大日子出版《解构民政神话－－反思国阵执政槟州35年》一书，自然有其深远的非凡意义！

既然这是为许子根“度身订造”的庆祝活动，我会特别致函邀请许子根出席2007年10月25日（星期四）晚上8时在槟城车水路客属公会礼堂所举办的推介礼。当然，今年也是华教四君子之一的许子根“打入国阵，纠正国阵”第25周年。

我希望若承蒙其赴会，将会让整个活动更具有特别的意义，让槟州人民有机会跟他共庆这个重要的日子，并共同探讨槟州未来的前景与施政方向，以实践其作为槟州领导人愿听真话的决心！

配合这项推介礼，现场将举办一场主题为“反思国阵执政槟州35年：槟州未来路在何方？”的讲评会。

我邀请到槟州资深报人李良树先生与时事评论人刘镇东硕士担任当时的讲评人，通过扩大及延伸当晚的讨论空间，藉以窥探槟州未来的政治格局与发展面向。我公开邀请各界友好、朝野政治人物及所有关心槟州未来前途的人士踊跃出席并参与讨论的过程。

配合这个书名，全书除了收录我所撰写的“反思国阵执政槟州35年”11篇大作之外，另外还附录一些个人作品与专访文章。这是我通过长时间观察进而全面点评民政党与槟州政府的最新力作。

目前，《解构民政神话》一书完成了印刷，并即将推出市场及各大书局售卖。这本书厚达128页，订价为15令吉。凡是在10月25日推介礼之前订购者，一律可享有10令吉优惠价。

所有订购者请把支票或邮政汇票寄至14, Jalan Talipon, 10400 Georgetown, Pulau Pinang（电话号码：04-2288482；传真号码：04-2288514）。

再不然，你可通过马来亚银行或Maybank2u.com直接汇钱入马来亚银行的户头号码：112232163057（姓名：NG WEI AIK）。

当然，请别忘了把个人资料，包括中英文姓名、地址、电话与电邮，还有汇钱收据或银行过账记录通过邮寄、传真或电邮nweiaik@gmail.com传真过来。任何疑问可拨电019-2459305联络我。

所有卖书所得扣除成本后，将充作我面对来届全国大选的竞选经费。因此，我敬请各位善长仁翁、乡亲父老、男女老少给予鼎力支持，俾使我能够在即将来临的全国大选打出一场最漂亮的选战！

诚邀出席《解构民政神话－－反思国阵执政槟州35年》新著推介礼

2007-10-12T22:19:00.001+08:00

（庆贺许子根宣誓担任槟州首席部长17周年纪念）

兹邀请各位先生 / 小姐 / 女士出席本人的《解构民政神话――反思国阵执政槟州35年》新著推介礼及“反思国阵执政槟州35年：槟州未来路在何方？”讲座会。

日期：2007年10月25日（星期四）
时间：晚上8时
地点：槟州客属公会礼堂 Persatuan Khek Pulau Pinang (34, Burmah Road, 10050 Penang)
推介人：丹绒区国会议员曹观友先生
主讲人：李良树先生（槟州资深报人）、刘镇东先生（时事评论人）

作者：黄伟益敬邀

联络：04-2288482 / 019-2459305
电邮：nweiaik@gmail.com
博客：http://pgforward.blogspot.com/, nweiaik.blogspot.com, ngweiaik.blogspot.com

《解构民政神话－－反思国阵执政槟州35年》新著即将出版！

2007-10-04T06:02:00.001+08:00

我出版的第一本个人专著、全面点评民政党与槟州政府的《解构民政神话－－反思国阵执政槟州35年》新著即将在10月25日推出！

本人选择10月25日出版这本新书，主要是为了配合并庆祝民政党全国代主席许子根博士在17年前宣誓就任槟州首席部长的大喜日子。因此，其肯定具有非常深远的特殊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更是“华教四君子”之一的许子根“打入国阵，纠正国阵”25周年纪念。在25年后的今天，除了检讨当年提出的三结合概念是否可行之外，我们当然还要细数许子根担任槟州首长17年来，带给槟州人民的疾苦和成果。

这本书厚达128页。除了作者本身所撰写的“反思国阵执政槟州35年”大作之外，另外还有附录一些个人作品与专访文章。我还另外邀请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槟州主席兼丹绒区国会议员曹观友，以及我中学至大学期间的死党丁国亮写序。

本书订价15令吉。扣除成本后，所有收入将充作本人面对来届全国大选的竞选经费。因此，敬请各位善长仁翁、乡亲父老、男女老少给予多多支持。

从即日起，有兴趣者可通过预订方式，用10令吉购得这本书。这种优惠仅限于所有的预订者。

你可以把支票或邮政汇票寄至14, Jalan Talipon, 10400 Georgetown, Pulau Pinang（电话号码：04-2288482；传真号码：04-2288514）或24, Jalan 20/9, 463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电话号码：03-79578022；传真号码：03-79575718）。

你可以通过Maybank2u.com直接汇钱进入我的马来亚银行户头号码：112232163057 (NG WEI AIK)。当然，你别忘了把你的资料，包括中英文姓名、地址、电话与电邮，还有汇钱收据或银行过账记录通过邮寄、传真或电邮方式传给我。

一旦出版，我将会在最快时间把这本书寄到你的手中。我的联络电话为019-2459305，电邮为nweiaik@gmail.com。

学运世代闯政坛

2007-07-27T01:08:00.000+08:00

黄伟益

在马来西亚近代史上，曾产生两代的学生运动领袖：其一即1960至1970年代、以马来亚大学作为大本营的学生运动，而迄今仍让人津津乐道的学运领袖包括安华依布拉欣、希山姆丁莱斯、依布拉欣阿里、辜瑞荣、吴建成、杨文波（杨白杨）等。

其二则是1998年开始、随着安华被革职事件爆发而萌芽的新一波学生运动。除了当时成立的马来西亚青年学生民主运动（学运）之外，当时参与的学生组织包括半岛回教学生联盟、全国回教学生协会、马大前进阵线、工大华裔学生理事会、工大前进阵线等，还有后来相继在理大、博大、拉曼学院等成立的学生前进阵线。

随着这一波学生运动所栽培出来的华裔学生领袖，计有杨凯斌、沈志勤、江雍年、庄白绮、王敬文、李凯伦、陈弘宾、蔡尚群、邱涌耀、曾敏凯、蔡志发、蓝志峰、王善晖，还有后起之秀如郑立慷、马丽怡、马嘉慧、吴仲顺、林秀凌、江伟俊、黄智敏、蔡依霖、苏淑桦、林仕妆、王德齐、傅后特等。

我把这些人统称为“学运世代”，甚至亦可称为“烈火莫熄”世代。他们基本上都是在1998年前后进入大学或学院，见证过“烈火莫熄”改革运动的风起云涌，并且对当时的政治现状与政体曾有过深刻反思，希望通过满怀理想与热情改变社会现状，试图通过解构再重组的方式，建设一个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尽管他们曾经受到校方压迫，甚至有者被带上校园法庭审讯，然后面对警告、罚款、停学或被开除的命运，但这些不愉快的经验和经历，造就了“学运世代”关爱社会大众并诉诸行动的坚强个性。

他们曾经三五成群结队走上街头、曾经派传单或拉布条而面对警方或校方阻挠、曾经跟校园保安人员玩抓迷藏，然而他们如今都走了出来。有者就投身职场、媒体或商圈，有者就投身非政府组织，有者干脆选择通过政党的平台，继续展开他们还未完成的斗争……

我敢说他们都是在政治上早熟的一群。当许多人还在像“幼稚园大学生”般死读书、读死书之际，他们就选择参加校内的非注册组织，尝试把民主和人权的种子撒遍在校园大地。除了反对大专法令之外，他们更反对内安法令、官方机密法令、出版及印刷法令、煽动法令，哪管这些声音可能非常微不足道。

我曾经参与过他们、曾经策划抗议校方蛮横与专制的示威行动、曾经因为到法庭声援被校方开除的学生而被母亲骂个臭头，搞不好可能要面对停学或被开除的下场，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如今，我还准备通过民主行动党平台继续个人还未完成的使命。假以时日，“学运世代”肯定是马来西亚政坛上，一颗又一颗最闪耀的明星。

“学运世代”绝大多数都投身在野党，反之对执政党基本上都不屑一顾，主要原因是他们早已见识过执政集团腐败的一面，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根本不想与种族性政党为伍。他们相信通过多元种族打破各族之间的藩篱，才能够继续推动这个国家改革前进。

这也难怪胡渐彪最终会选择加入马华，可说是性格使然所造成。虽然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黄家定的新闻秘书吴健南，曾经在大学时代跟“学运世代”沾上边，但其跟马华所号召到入党的专业人士一样，无论如何都比不上那些具有正义感，而宁可选择加盟在野党的“学运世代”。

目前，在人民公正党旗帜下活跃并崭露头角者，计有林秀凌（现任媒体协调主任）、沈志勤（在安华办公室任职政治协调员）、郑立慷（怡保德遮州选区协调员）、王敬文（公青团槟州团长）、蔡尚群、黄汇珊（党报行政主任）、颜贝倪（巴都区服务中心行政主任）等。

在民主行动党活跃的则有陆兆福（现任森美兰罗白区州议员）、陈弘宾（柔佛州社青团秘书）、陈弘缣（在沙巴斗湖一带活跃）、刘镇东等。至于马来西亚人民之声协调员朱进佳，则在未获注册的社会主义党活跃。

可以肯定的是，“学运世代”不乏有好多人即将在来届全国大选初试啼声。这些备受看好有机会上阵者，计有林秀凌、郑立慷、曾敏凯、刘镇东、王敬文、陈弘缣等，当然还包括我本身在内。

这些初试啼声的“学运世代”能否突围而出，目前还能难下定论。一旦这个新的政治流派有机会在政坛出头，他们相信必能发挥出无限的影响力，同时以他们所具备的社会历炼和政治勇气，加速推动整个国家的改革进程。简言之，“学运世代”就代表着这个社会的改革希望，而且不会被沉重的历史包袱所拖累。

虽然“学运世代”走出了校园，但是他们都走进了社会，纷纷扛起了推动社会改革的大旗。面对未来，“学运世代”无可避免要在政坛崛起、在社会出人头地，甚至成为各政党及社会的接班人。但是我们的社会大众，又会否慷慨地给予他们最具体的支持呢？

群雄逐鹿槟州

2007-06-30T00:55:00.000+08:00

民政党马华槟州对对碰

2007-06-07T18:19:00.001+08:00

槟州选民的咖啡乌心态

2007-05-17T17:05:00.000+08:00

黄伟益

民政党何苦逃离华教？

2007-05-01T12:24:00.000+08:00

民政党命运不能承受之轻

2007-04-18T09:47:00.000+08:00

槟州之战在马接开打

2007-04-14T13:05:00.000+08:00

槟州华裔首长的情意结

2007-03-14T04:05:00.000+08:00

民政党失执政理想

2007-03-03T22:49:00.000+08:00

大人不比小孩笨？

2007-02-23T12:51:00.000+08:00

黄伟益

相信许多马来西亚人都看过《小孩不笨》这部新加坡制作的电影，或对这部剧集略有所闻。

这部电影描述文福、国彬和达利三个好朋友都读EM3（后段班），由于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加上各别父母给予不同的教育，而直接影响他们形成不同的性格，以及日后待人处世的态度。

3个读书都不厉害的小孩在进入这种后段班后，幼小的心灵逐渐地感受到现实社会的残酷。后来经过新来的教师一番调教之后，文福的成绩有显著提高，达利学会如何自己思考及判断，而国斌的画作让他获得奖学金负笈外国深造。

整个故事有许多暗喻之处，利用小孩和成人之间发生的事件来比喻新加坡人和政府之间的微妙关系。由此可见，即使再所谓“笨蛋”的学生，最终还是可以成为聪明的人。

然而，只是一水相隔的马来西亚，却恰好出现相反的情况。我们一直认为“聪明”的政治领导人，如今似乎变成越来越“笨蛋”，甚至还出现所谓“半桶水”的内阁。更惊奇的是，竟有“半桶水”部长公然骂另一位“半桶水”部长“愚蠢”！

最近有数桩例子足以说明这一点。其一，国内事务部取消原本以MyVi轿车等奖品，鼓励1千200万人申请大马卡的抽奖活动。其二，交通部取消凡在农历新年期间，以手机的相机功能拍摄交通违规情况者给予现金奖励的活动。

前任国内事务部长阿兹米卡立在2005年8月25日，宣布以MyVi轿车、电单车、电脑、电视机、旅游配套、手机等88项总值35万令吉的奖品，来吸引国人在2005年11月30日之前申请大马卡。

拉兹形容这是非常愚蠢，而且是不负责任的决定。言下之意，其这番话不只是针对阿兹米卡立，甚至是针对整个内阁而发出的。毕竟，有关抽奖活动乃是由内阁通过集体决策做出的。

问题是这个抽奖活动既然在2005年杪截止，为何国内事务部直至今年2月13日才宣布取消有关活动？在过去一年余，当局为何没有把奖品颁出去？其实，取消抽奖活动事小，内阁威信受损影响事大，这点难道连“聪明”的拉兹也不知道吗？

道路安全局原订从2月9日至3月10日，举办以手机拍摄交通违规者可获50至150令吉现金奖励的活动。这个活动原本是由交通部长陈广才宣布。后来，“聪明”的陈广才发现有问题，而被逼取消“笨蛋”的陈广才所核准的决策。

可是，你难道忘记了吗？“聪明”的陈广才较早时不是曾经宣布，所有购买新电单车者必须强制购买两粒钢盔吗？这就奇怪了，政府强制购买两粒钢盔，难道就能确保所有电单车骑士戴钢盔吗？

这岂不是造福了电单车商及钢盔制造商，反而苦了在家中要囤积整十粒钢盔的电单车一族吗？这难道又是“聪明”如陈广才者，才会做出的决定吗？除了陈广才与拉兹之外，我们还有一位更“绝顶聪明”的公共工程部长三美威鲁！

这位仁兄为抢救原本有18支柱子出现裂痕、造价1亿2千万令吉、有33支柱子的第二中环公路高架天桥，不知何故竟变成有31支柱子要维修，维修费则从原本4千万飙升至7千万令吉。更奇怪的是，三美威鲁还一度宣称要维修36支柱子呢！

今年初调高收费的巴生谷5条大道原本造价41亿2千500万令吉，但是政府这些年来赔偿收费大道公司的累积总额为48亿6千400万令吉，即超出建筑成本7亿3千900万令吉。

换言之，如果政府口口声声说不做亏钱的生意，那么当初就不应该将这些大道建筑工程交予私人公司，并让对方有机会赚取数十年的过路费，致使平民百姓叫苦连天、苦不堪言。

当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要求政府购回巴生谷5条大道经营权时，三美威鲁反过来叫民主行动党自行去收购；当林冠英要求废除北海外环公路的双溪育收费站时，三美威鲁又叫林冠英去废除。试问：到底三美威鲁或林冠英才是公共工程部长呢？

还有，当政府取消兴建全长1.2公里、估计耗资11亿1千300万令吉的马新“美景大桥”时，国库反而还耗损15亿5千万令吉，即其中12亿令吉用以兴建新关卡大厦、1亿令吉赔偿予承包商，另外2亿5千万令吉则作为“善后工程”的费用。

政府每每推行任何发展计划时，总以是否有钱赚的角度来衡量其效益？如果要赚大钱，政府就应该起诉第二中环公路高架天桥的承包商，并单方面通过国际海洋法仲裁庭起诉据称导致柔佛州两次引发大水灾的填海元凶――新加坡政府？

所以嘛，如果要形容我国的政府“聪明绝顶”，我们大可从其尽情挥霍的程度来衡量之。但是，再怎样“聪明绝顶”的政府，最终还是会出现反智的一面。虽然政府调高汽油零售价以节省44亿令吉补贴，但为何政府又有钱去购买新的专机呢？

论马骐骝的华社救星效应

2007-02-13T15:03:00.000+08:00

黄伟益

前任槟城州总警长马骐骝2月9日在八打灵再也住家遇劫受重伤，经过4天抢救后宣告返魂无术，各界无不深感惋惜和悲恸。

马骐骝在1949年加入警队，先后担任过野新、关丹、怡保和吉隆坡警区主任，后来升任私会党取缔组主任和吉打副总警长。

1967年，他先后担任马六甲与槟州总警长。1969年，当时担任槟州总警长的马骐骝为了稳定五一三事件引发的紧张局势，而调兵谴将迅速镇压及逮捕滋事分子。

在槟州任职期间，马骐骝曾派出20多名警员假扮“出殡队伍”，其中7人更披麻带孝，只为了将大批枪械藏在棺木内，然后进入某个华人坟场围捕匿藏其内的“双枪大盗”赖世桥。

虽然赖世桥最终冲击重围，但仍不敌落网。随后，槟岛发生震惊全国的“桶尸案”，即32岁富家子弟林维皇被4名保龄球球友杀害，然后以水泥封藏在油桶内。结果，他只耗14天就宣告破案。

这就是马骐骝跟槟州人民所建立起来的一段情缘。对于四字辈以上的槟州子民来说，当时几乎没有人不认识马骐骝这号人物，甚至其响当当的程度可用“家喻户晓”来形容。

对这位神探，槟州子民是以一种敬仰又崇拜的心态来看待他。尤其是马骐骝在槟州迅速平定五一三事件的功劳，槟州子民更是将他封为“华人社会救星”。

由于槟州人口以华裔居多，因此若不是马骐骝公正耿直、无畏无私执法，甚至直捣滋事头子的“集中营”起获大批武器，槟城人可能会遭遇重劫。

这也难怪当他在1974年竞选升旗山区国会议席时，竟能以8千778张多数票打败民主行动党候选人彼得达逊医生，而收复马华在1969年全国大选，在槟州全军覆没而失掉的选区。

马骐骝以“华人社会救星”的姿态在政坛崛起，若以其高票高选的威望，应该可以在政治圈内一帆风顺。可惜，政界毕竟不同于警队，而且提拔他的第二任首相敦拉萨患癌逝世，加上他又参与倒马华总会长敦陈修信的改革派，而被当权派撵出局。

由于他当选升旗山区国会议员后，长期在吉隆坡居留而甚少到选区走动，让当地选民非常不满。1978年大选过后，他转往商界发展，包括曾替人打工、管理树桐芭，还参与过吉隆坡安邦购物中心的兴建工程。

尽管他在警界的服务效率一流，但是踏进政坛以后，却始终无法如鱼得水。他提出“振兴马华声望”的呼声，却因为在党内树敌不少，而且其所推行的各种政策不获支持，遂让他萌起退出政坛的意念。

因此，马骐骝在政坛出现可谓昙花一现。他最终淡出政坛可说是必然的结果，但是他能够偶然高票中选，当然跟其“华人社会救星”的形象莫无关系。面对国内的政治现实，许多华裔要不一心向往移民，再不然就是殷切期待有救星出来打救他们。

同样地，民政党能够在1969年全国大选，以在野党姿态执政槟州，亦跟其浓厚的“华人社会救星”形象有关。马华自1949年创党以来，在历届大选都能居于不易扳倒的优势，当然有赖于吃其“华人社会救星”的老米。

但是，若以马骐骝的“前科”为例，若马华与民政党还是托着其“华人社会救星”的光环不放，只要有一天吃尽老米，必然会被华社所唾弃。如果民政党还是赖在槟州执政不走，而且又没办法抗衡巫统的恶霸势力，最终还不是要被选民教训。

每逢全国大选即将来临，马华与民政党头头总会为华社捎来一些佳音，例如去年批准兴建两间所谓的新华小（其中一间为“再循环”的宏愿学校），最近则批准3所华小迁校等。

当然，马华与民政党还会试图再祭出“中国牌”，藉此唤起老一代选民的中国情意结，从而吸纳他们的支持票。如果说民政党形容民主行动党放眼两届全国大选执政槟州乃“以华制华”，马华和民政党的政治手段其实“比华人还更加华人”。

其实，马华与民政党的“华人社会救星”形象早已破产，而且年轻一代的选民也不太相信“华人社会救星”这回事。马华与民政党不敢反对巫统主张的新经济政策、不敢质疑巫青团长希山慕丁举剑的真谛，反而以各种似是而非的理由为自己除罪。

除了不太关心政治的一群之外，当下的年轻人反而更关注国阵施政腐败、贪污、滥权、民不聊生等问题。如果马华或民政党领袖以为单凭一两间华小就能赢得民心，却没有试图了解民瘼、纾解民困，他们可说是大错特错，而且还错得非常离谱！

反思国阵执政槟州35年

2007-02-05T02:02:00.000+08:00

赛胡申的槟城情缘

2007-01-26T11:39:00.000+08:00

重估议员的道德操守

2007-01-11T09:39:00.000+08:00

黄伟益

近日，民主行动党马口区州议员林辉明宣布退党，成为开年首件轰动政坛的大事。结果，马华与民政党随即邀请林辉明加盟，甚至森美兰州务大臣莫哈末哈山亦邀请林辉明加入国阵。

林辉明所提的退党原因，主要是自己在党内被“边缘化”及“受排挤”等。这些非常情绪化、根本无关政策或理念之争的理由，竟然出自一大把年纪而政治历炼丰富的政客口中，无不让人啧啧称奇。

如果这些所谓的理由属实，林辉明应该敢于当面接受对质，力数其他人的不是。但是，当80多岁的民主行动党永久顾问曾敏兴医生，大老远从芙蓉赴柔佛新山尝试要挽留林辉明时，林辉明却选择留在新加坡避而不见。

这显示林辉明理亏的一面！由始至终，没有人知道林辉明退党的真正原因，但大家相信出自其口中的理由，很大可能只是一堆藉口而已。确实，林辉明曾在很多年前被排挤，甚至被纪律委员会传召等，如今的情况根本不能跟当年同日而语。

林辉明选择退党，不只是对不起民主行动党所有领袖与党员，更是对不起马口的选民、森州的人民，还有所有热爱民主的马来西亚同胞。尤其是马口的选民，他们曾经对林辉明寄予一丝厚望，但林辉明竟然背叛了他们。

其实，除了林辉明个案之外，森州曾经退党的民主行动党代议士，还包括现任马华沉香区州议员李银芳、前任马华罗白区州议员邱成福，以及曾任亚沙区国会议员兼万茂区州议员胡雪邦。

李银芳与邱成福是在1996年11月跳糟至马华，让民主行动党在一夜之间痛失两个州议席。经过两届尝试后，邱成福终在2004年全国大选被首披战袍的陆兆福拉下马来。至于李银芳何时下马，相信是指日可待了。

我们尊重每个人拥有结社的自由，但是当一位人民代议士从某个政党跳糟至另一个政党（可能属于同一个执政集团或反对集团），他应否辞去在原属政党旗下竞选所赢得的议席呢？

当沙巴团结党还执政时，沙巴州立法议会曾经通过反跳糟法令，规定所有跳糟的议员自动丧失其所拥有的议席。虽然联邦法院最后宣判这个法令违宪，但议员跳糟应否辞职的问题，还是一个值得争论的政治操守问题。

即使今日的民智较过往成熟，而且一些选民可能以个人素质作为考量，而投票给代表每个政党的候选人。但是，一般选民在投票时通常是选党不选人。这当然是有利也有弊。

选党的好处当然是不管这个政党派哪个人上阵，其本身就是代表着一套意识形态、政治理念及信心指数。即使这个候选人属于不同的种族背景，又或者曾属于某个敌对政党的成员，但这无碍他以本身所代表政党的理念取信于民。

提出选人的要求，当然是希望每个政党皆派出有更高教育与专业背景，而且没有个人操守问题的候选人上阵。理想的情况当然是选党又选人；但是退而求其次，还是要以选党作为首要考量，但万万勿以选人不选党作为投票的取向。

就像雪兰莪州八打灵再也北区国会议员周美芬，很多人对其个人能力赞誉有加。但是，若其所属的政党根本无法代表华社敢怒敢言、为华社争建更多的华小，甚至改变当前的政治生态，或者与巫统平起平坐，我们难道还要情归马华吗？

话说回来，林辉明退党只是其个人素质出现了很大的疑点，而不是民主行动党这块招牌腐朽了。如果很多人是以选党作为首要抉择，曾经将选票投给林辉明让对方中选，那么现在是时候要他把这个议席归还马口选民。

林辉明当然可以独立人士的身分上阵，甚至以马华候选人身分上阵，若他认为个人在马口还有一定的影响力，就让马口选民以手中的一票来评定吧！作为政治人物，我们必须有勇气及胆量接受选民“再评分”，而不是将一朝赢得的议席私有化。

对民主行动党而言，林辉明退党当然诚属不幸的大幸。至少，这让我们有机会看清伪善政客的真面目。因此，民主行动党上下应该挥别林辉明退党的悲情，不要自乱阵脚，反而在未来12个月内作好全面装备，以积极的心态来共创更美好的明天。

大水灾检视CSR与GSR

2006-12-25T13:34:00.000+08:00

黄伟益

最近，在互联网看到一帧摄自柔佛州昔加末甘榜阿都拉的照片。有人愤而挂出一条写着“谢谢私人界救护，靠政府我们死定了”字眼的布条，而其背景刚好是马华武吉武吉思朴支会即将主办“2007年迎新联欢晚会”的宣传布条。

这张照片一图胜千言，所传达出来的讯息非常清楚，就是深受南马大水灾影响的灾黎，对政府各机构缓慢的救灾行动极度不满。或许，由于拯救人员行动缓慢，在家中苦等10余小时，延误救医而被逼丢失人命的郑淑珍，就是最好的注解。

这场突如其来，导致数万人弃家而逃的大水灾，让我们难得有机会检视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政府社会责任(Government Social Responsibility, GSR)、政治社会责任(Politic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PSR)与个人社会责任(Individu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R)，在这场灾难能否发挥其预期的效用。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其商业运作，对其利害关系人应付的责任。企业除了考虑自身的财政和经营状况外，也要加入其对社会和自然环境所造成影响的考量。利害关系人是指所有可以影响，或会被企业决策和行动所影响的个体或群体。

这个概念也可以延伸到政府、政治个体（政治人物）或群体（政党），以及无名小卒如你、我、他的身上。当然，本文的重点在于讨论企业与政府所应尽的社会责任，但不忽略政治社会责任与个人社会责任，在这次灾难中所发挥的关键角色。

当2003年12月发生南亚大海啸，导致我国一些沿岸地带亦遭受海啸侵蚀后，政府就倡议成立内阁天灾委员会，同时建立天灾预警系统。这包括一旦侦测到海啸即将来临，即刻通过手机短讯将消息传遍开来。

然而，政府所建立并启动的救灾机制，根本没有办法发挥到预期的效果，以致拯救行动异常缓慢。更惊奇的是，政府只能够调动80艘救生艇及11架直升机参与救灾行动，这根本不足以应付整体的需求。

要知道这些投入救灾工作的救生艇与直升机，都超出了飞行或川行的时间顶限。若政府不再增派直升机或救生艇到灾场支援，恐怕会闹出更多的问题。即使是有人爬上屋顶招手求救，这些拯救人员竟然视而不见，导致灾黎被逼受困逾20个小时。

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一些投入救灾的公务员竟然只是从上午9时工作至下午5时，而另一些被指派参与救灾的公务员则没有准时报到。这种情况导致许多灾黎对政府失去信心，转而向私人界借用船只逃生。

欣慰的是，一些灾民即使眼看着家园被淹没，他们还是不辞劳苦地把其他人解救出来。这种高度展现“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人道精神，让我们在钦佩不已的同时，更让我们怀疑向来标榜爱心政府的社会道德去了哪里？

整体而言，政府的救灾机制出现指挥与运作严重混乱的情况。即使政府为了避免水坝水位达到危险水平，而必须打开水闸逐步“泻洪”，但是当局却没有善用流动通讯公司，在最快时间发送短讯予手机用户，以便让这些灾民尽快疏散至安全地带。

反而是一些报社如《东方日报》提供的快讯服务，在关键时刻发挥了极重要的角色。然而，由于其用户群毕竟有限，加上政府所掌握的最新灾情又没有即时传开，灾民就很难作好处惊不变的心理准备。

虽然政府没有善用流动通讯公司的便利，但是这些通讯公司亦是为了盈利考量，没有发挥其应尽的企业社会责任。如果所有的通讯公司都能够联手，并协助政府把最新的灾况发送出去，其实未必会加剧灾黎的恐慌心理，反而能够让救灾行动取得更好的效果。

这次的大水灾除了引发断粮之外，后期还使灾民面对断电、断水与断讯的痛苦。就以昔加末为例，由于担心5架抽水机漏电，国能就决定切断电源。当电源一切断后，就导致滤水站不能运作，而无法供应自来水予居民。久而久之，所有通讯设备将因电源被切断而无法运作。

我们不得不质颖，政府为何要装置一个不但不能防水，而且还会在水灾时担心漏电的抽水机？每当发生水灾时，抽水机往往就能发挥作用，以便把大量的水源从灾区给排掉。但是，这类抽水机不但“英雄无用武之地”，反而还带来更多无可预见的新问题。

尽管各政党包括马华志工团、民主行动党、人民公正党、回教党等，通过各别的号召行动尝试为灾民雪中送炭，或者投入救灾工作的行列中，但令人惊讶的是，竟有一些政治人物选择在大水灾发生时，抛弃灾民到海外去享受一番。

作为政治人物，尤其是有官职在身者如部长、副部长、政务次长或县市议员，即使全年工作劳碌太过辛苦，但是他们总不能“众乐乐不如独乐乐”，结果个个都跑到外国散心去了，留下那些支持他们的选民继续在水里“泡汤作乐”！

更讽刺的是，政府为何宁可拨款6亿令吉予巫统各支部主席，用作推行各项小型的发展计划，却不愿将这笔拨款转作南马大水灾灾黎的赈济金，反而通过国家福利基金拨出区区的200令吉，以及通过社会福利局捐出总值310万令吉的救济品，这难道是政府社会责任的最好体现吗？

敢问CINA何罪？

2006-12-13T02:25:00.000+08:00

黄伟益

在马来西亚，凡是跟“Cina”或多或少扯上一些关系者，哪管是谁对谁错，抑或是纯粹的历史因素所促成，难免都是一种罪过。

最近，巫统格德烈区国会议员阿威仄阿末最近在国会下议院主张将国民型华小的“Cina”改为“Mandarin”，即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Mandarin。

根据其提出的理由，“Cina” 具有种族的含义，意指华人，而非指语文。唯有以“Mandarin”来取代，才显得恰到好处。

即使“Cina”的族群意涵较浓厚，但这绝不能说是错的。至少，华小从来没有将本身定位为华裔子弟的小学。即使其他族群的孩子有兴趣，他们都是来者不拒。

但是，若改用“Mandarin”，亦不见得能够解决所有争论。其实，“Mandarin”乃指中国人所采用的标准中文，但马来西亚则习惯以华文称之。

华文是中文在马来西亚本土化之后的惯称，尽管具有本身一定的特色，但跟中文还是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妙。

除了“Mandarin”之外，一些有心人则尝试以“Tionghoa”来取代“Cina”，殊不知两者的含义并没有任何差别。

数十年来，马来西亚华人习惯自称为“Cina”，华文就称为“Bahasa Cina”、华社称为“Masyarakat Cina”，华校则称为“Sekolah Cina”，似乎没有什么不妥。

就像教育部副部长韩春锦所说，政府一直引用“Cina”作为华小的名称，其实并没有造成任何混淆。因此，没有必要作出更改。

可是，一些有心人却极尽能事，将华语改为“Bahasa Mandarin”或“Bahasa Tionghoa”，将华人称为“Kaum Tionghoa”或“Orang Tionghoa”。

我不晓得“Cina”一词是否很碍眼，以致要活生生地拿掉不可？如果“Cina”一词是马来西亚华人与生俱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拿掉岂不是变得很残忍吗？

其实，采用“Cina”并非罪过，至少现时没有法律禁止我们这样用，甚至在一些官方文献或论著，亦常出现这样的字眼。

只是，当这类词语听在一些人耳中时，却似乎会产生不同的心理感受。他们有者甚至表现得很生气，俨如对方犯了滔天大罪似的。

结果，马大中文系就变成了Jabatan Pengajian Tionghoa，理科大学华文学会就成了Persatuan Bahasa Tionghoa，但马大华文学会却称为Persatuan Bahasa Cina。

就从马大与理大华文学会为例，两者虽然属于同一性质，却采用不同的名称，可见一些有心人的不满和疑虑是多余的。

要在国立大学申办任何组织，有关团体的名称都要事先获得校方同意。这就证明Persatuan Bahasa Cina并非单一种族垄断，而是以发扬语文及文化为主的团体。

然而，当博特拉大学华文学会要申请注册时，却面对校方重重阻挠，甚至还祭出似是而非的堂皇理由，即政府不允许大学设立单一语文和文化的团体。

成立单一语文的团体难道有错吗？若是，校方为何又允许成立马来语学会、日本语学会、英语学会、淡米尔语等？

每个团体或组织的出现，都有其一定的市场需求和存在价值。世界人权宣言赋予每个民族享有发扬自身文化的权利，但马来西亚政府却似乎视若无睹。

如果政府只是一味注重多元，却反过来限制单元的生存空间，我不敢想像没有各别单元所构成的多元，最终将呈现怎样的一幅面貌？

所以嘛，许多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都跟人为因素有莫大的关系。同样地，“Cina”之所以变成一些有心人敬而远之的字眼，乃是个人的心理作祟使然。

单凭拿掉或甚至通过立法程序禁用“Cina”一词，其实并不能解决上述所举种种政策偏差的问题。

即使马华文学被称为“Sastera Mahua”，而完全摒弃“Cina”的字眼，但马华文学依然无法挤入国家文学的主流。

许多即使再优秀的马华文学作品，由于其创作语文非马来文，因而丧失参与角逐国家文学奖的机会，更何况是接受提名为国家文学奖得主。

我敢相信即使华小改称为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Mandarin，华小依然面对设备简陋不堪及政府常年拨款不足的问题。

同样地，即使马大中文系被称为Jabatan Pengajian Tionghoa，但这个学系早前还是闹出以华文授课节数严重不足，以及硕士和博士论文不得以华文撰写的问题。

既然“Cina”本身并非罪过，身为华社的衮衮诸公，今后就别再避忌采用这类字眼，甚至要以使用“Cina”为傲。毕竟，这是我们身分的自居，你又是否同意呢？

柔佛：巫统权争新热点

2006-11-10T17:21:00.000+08:00

黄伟益

柔佛苏丹依士干达殿下最近两度发言，其一是在10月24日谕令前任首相马哈迪即刻停止批评政府；其二是在11月4日促拆除新柔长堤，以便船只能够经过地不佬海峡。

柔佛苏丹出乎意料发表干预政治的谈话，肯定会在政治圈内激起两种迥然不同的反应。不满马哈迪的巫统领袖，肯定会心中暗爽；但是，苏丹要政府拆除新柔长堤的建议，反而会让阿都拉感到不是味道。

从巫统的政治角度而言，柔佛州是非常重要的桥头堡。从1995年全国大选以来，除了巫统候选人在2004年选举填错表格而大意失荆州之外，国阵几乎扫完所有的国州议席。

若从国阵的角度来看，只要国阵全面囊括柔佛州26个国会议席、沙巴州25个国会议席及砂拉越州31个国会议席（其中3席为悬空的新划分议席），就可以占据222个国会议席总数的36.94%。

国阵只要在另外11个州属（包括联邦直辖区）再赢得30个国会议席，就可以轻骑过关取得执政权。所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要把1955年开始执政至今的国阵推下台，根本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要稳固巫统在柔佛州的桥头堡，阿都拉通过第九大马计划宣布耗20年，推动总投资额高达3千350亿令吉的“柔南经济区发展大蓝图”，使柔南跃升为东南亚区域成长中心。

这是阿都拉自上任以来所推动的最大型发展计划。有趣的是，柔南经济区以柔佛苏丹命名，即称为“依斯干达发展区”，当中动机颇耐人寻味。

其实，早在2004年全国大选之前，阿都拉就一直想撤换阿都干尼的州务大臣职，由后来出任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的卡立诺丁取代阿都干尼。当时的建议是由阿都干尼转攻卡立诺丁的巴西古当区国会议席，而卡立诺丁则弃国攻州，顺理成章出任州务大臣。

可是，由于柔佛苏丹介入这个过程，导致卡立诺丁只好折衷地担任联邦部长，而阿都干尼则继续掌管柔佛州行政权。尽管阿都干尼领导国阵在柔佛州近乎取得全胜（除了新加兰州议席意外由回教党不劳而获），但阿都拉要撤换阿都干尼的心愿始终不变。

这可以从政府要推动的柔南经济区看出端倪。配合这个计划，政府要设立由首相及柔佛州务大臣担任联合主席的柔南机构，并委任一位新的内阁部长监督整个计划的进展。由于政治分赃不足的考量，这位部长预料是来自柔佛州的人选，而且肯定属于阿都拉的亲信。

另一个让人奇怪的地方，就是这位新的内阁部长既然代表联邦政府，那么首相又何必兼任柔南机构联合主席一职呢？基本上，阿都拉就是要借助推动柔南经济区的计划，制衡阿都干尼的势力，同时坐收柔南经济区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由于阿都干尼属于前任首相马哈迪医生所栽培的旧臣子，而且针对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两国就兴建半弯桥（现称美景大桥）所引发的争论，阿都干尼无法在行动或立场方面都尽可能站在马哈迪这一边。

最新的例子就是柔佛苏丹促拆除新柔长堤的言论，极有可能是阿都干尼所出的点子。由此可见，柔佛苏丹、马哈迪与阿都干尼似乎正形成一个相当微妙的三角组合。

为了在柔佛州取得政治优势，进而在来届全国大选把阿都干尼调离柔佛州的地盘，阿都拉极尽心思要讨好柔佛州苏丹，其中包括将柔南经济区命名为“依斯干达发展区”，以便为推举卡立诺丁出任柔佛州务大臣铺路。

阿都拉与马哈迪公开撕破脸，整个局面相信将持续至来届大选，而两人即使各别出身在吉打与槟城州，但两人的战线似乎从“中原地带”延伸到北马，尤其是古邦巴素区部改选一役更是令人瞩目。

如今，他们的战火再从北马蔓延到南马，因此柔佛州政治局势的发展，势必牵动整个国家政局的演变。虽然阿都干尼牢控巫统在柔佛的势力，又有柔佛苏丹为他背书，但现任农业及农基工业部长兼巫统副主席慕尤丁在柔佛能够发挥的影响力，足可以跟阿都干尼抗衡。

虽然在阿都拉的掌政时期，国人无法确实感受经济大好的现象，但是阿都拉在此时此刻启动柔南经济区的发展大计，恰好能够在来届大选前后释出其经济效益，进而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以弥补“阿都拉经济学”的整体不足之处。

别再作春秋大梦

2006-10-25T20:07:00.000+08:00

黄伟益

身为槟城人，我永远以槟城为傲！让我感到骄傲的是，槟城人曾在1969年全国大选创造历史，让当时还在野的民政党取得槟州执政权。

但是，今天的槟城人却变得比过往保守，甚至在政治上寡足不前。结果，在1990年全国大选只差3席就执政的民主行动党，过去3届选举只是赢得一个州议席。

这也许是国内反对政治的悲哀，但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我怎敢盗用槟州人民的名义贬低人民公正党，甚至不敢污辱他们的智慧。

陈志光以《催生在野党联合阵线》一文，回应我在本栏所写的《来届大选政情初探》，其实葫芦里只卖一种药，就是要催生在野党联合阵线。

到底组织在野党联合阵线是好是坏？我不敢妄下定论。但是，我相信从槟州乃至全国的政治角度来看，可说是弊多于利。

如果要人民公正党与民主行动党结盟，这似乎还有可能。但是，整个问题重点不在于这两个政党，而是跟人民公正党过从甚密的回教党。

不管您同不同意，回教党肯定是人民公正党的票房毒药。如果民主行动党跟人民公正党牵扯在一起，或多或少会受回教党所影响。

如果说大选成绩不重要，反而是选举过程更重要，那么在野政党是否组织联合阵线，亦变得不重要了。既然人民公正党强调社会改造工程更重要，又何必高喊执政槟州的口号呢？

民主行动党全国主席加巴星在前任首相安华依布拉欣出狱不久，即提议由安华出任在野党的共同领导人。

其实，以安华的个人魅力和政治地位，在野政党当然可以推举安华为“共主”，但这不代表在野政党非组成联合阵线不可。难道说在野政党不结盟，就不能够在选举时上阵？不结盟难道就没有胜选的优势？

我认为在野党应该跳脱国阵倡导结盟的游戏规则。即使各在野党不结盟，但彼此若能以一对一方式对垒国阵，整体胜算还是可观的。这可以从今年5月砂州选举的结果获得佐证。

反之，先结盟、后竞选的游戏规则，反而将在野阵线置于不利的地位。有谁敢说先竞选、后集结的思考逻辑，根本是大错特错的？

请恕我直言，人民公正党在槟州人民的心中，似乎没有什么重要的地位。或套槟城人最喜欢讲的一句话，人民公正党简直是让人“看没有”！

如果不要以2004年大选成绩来论证，人民公正党不妨到民间做个抽样调查，就能证明我所言的必有根据。如果执意要在槟州夸大安华的效应，这简直就犯了兵家之大忌。安华效应其实乃双刃刀，搞不好甚至可以让人民公正党阴沟里翻船。

即使撇开人民公正党不谈，马华在槟城亦不是人民的首选。这当然不是最科学的政治分析结论，但槟州人民普遍上情归民政党，再不然就是民主行动党，其次才是马华，而最后则是人民公正党及回教党。

这或许是难以向外人道的问题，却是所谓“岛民心态”发酵的结果，让“本土政党”能够历久不衰。至于属“大陆心态”型的威省，人民公正党相信有机会在峇东埔及周边的选区取得突破，但是距离取得槟州执政权，还是有一段颇大的距离。

如果说安华是人民公正党的资产，安华亦可以是人民公正党，尤其是在华社圈子的包袱。同样地，人民公正党不愿跟回教党切割开来，就是要借助回教党的影响力，赢取“深绿”选民普遍倾向回教党的票源。

因此，若人民公正党不愿跟回教党“一刀切”，就只好对“催生在野党联合阵线”干着急，但始终只能“望阵止渴”！

在砂州选举期间，我当时身在诗巫近身观察整个选战，因此对砂州的民心起伏不可谓不了解。如果说没有民主行动党，选民也会将选票投给其他在野党，这句话当然只说对了一半。

从民主行动党在一些选区，尤其在朋岭、马拉端及武吉阿瑟选区赢得超高的多数票，证明了其他在野党始终不是反对票的首选对象。

政治人物或政党总有很多类型，但人民公正党充其量就是浪漫型的政党，反而忽略要考虑到政治现实的必然性。

如果要时评作者保持客观，永远如蜻蜓点水搔不到评论的重点或痒处，我宁可以亲身所见证的事实，以及通过见识无数次大选和补选的经验，还有一般选民对政党或政治人物的评价，来奉劝一身浪漫的人民公正党：别再做您的春秋大梦了！

逐鹿大选政情初探

2006-10-04T02:08:00.000+08:00

黄伟益

随着巫统最高理事会在9月28日决定将原订明年9月举行的巫统党选展延至全国大选后举行，这意味着全国大选将在未来10至18个月内举行。

如今，各朝野政党无不开始启动竞选机关，厉兵秣马为来届大选作好备战工作。但是，全国大选究竟会在什么时候举行？我认为大选最有可能在2007下半年举行。

很多人总认为阿都拉会在2008年4月中旬之前举行大选，是为了避免让前副首相安华依布拉欣在大选上阵。曾经身陷牢狱之灾的安华，其被禁在大选上阵的5年期限，乃是从2003年4月14日算起，直至2008年4月13日为止。

可是，另几个左右大选日期的因素，还包括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07年开始放缓、百物涨价对人民所构成的影响、前任首相马哈迪医生在巫统党内外对阿都拉地位所形成的冲击，还有独立50周年的庆典效应等。

在这些因素当中，全球经济放缓牵动国内经济的影响，以及过路费、石油产品及百物涨价让民众大表不满，对阿都拉的执政地位将会构成一定的冲击。

摆在阿都拉眼前的就只有两个选择，其一先抑制物价上涨以便尽速举行大选，过后再允许过路费、汽油、柴油等逐一上涨；其二就是让这些物品在明年初即宣告涨价，让民众情绪经历半年始平息后，再借助独立半世纪的国庆气氛鼓起众人感恩情结，进而让国阵坐享其利。

相较于2004年全国大选，阿都拉的个人效应似乎无法在来届大选再奏效，甚至可能是绊羁国阵的负面因素。当阿都拉个人的形象不再有利，加上对国内经济管理完全束手无策，唯有激化种族和宗教的矛盾，才能扳回对自己有利的局面。

巫统的宿敌即回教党在来届大选，是否能够有更好的突破呢？这应该是肯定的。但是，回教党除了能够稳住基本票及部分马来游离票之外，但是能否守住吉兰丹州的执政权，同时重夺丁加奴州政权，这还是一个未知数。

一般看来，只要现任吉兰丹州务大臣聂阿兹还在位，回教党要守住吉兰丹州政权似乎不太困难。如果聂阿兹倒了下来，那么谁又是其接班人――现任回教党副主席兼吉兰丹州行政议员胡山慕丁；或者另一位行政议员达基尤丁；又或者另有其人？这必然会影响回教党政权的稳定性。

回教党通过其支持者组成的俱乐部，举办团结宴等尝试要争取华人的欢心，似乎并不太容易。当回教党内一批领袖主张要走开明路线，另一批领袖则不断炒作叛教与宗教自由等课题，最终只有跟非回教徒社群渐行渐远。

至于马华、民政党、民主行动党与人民公正党之间的争法，基本上可说是砂州选举的另一个再版。目前，马华与民政党智囊在密切分析砂州选举的结果，藉以要尝试围堵民主行动党在来届大选取得更大的突破。

民政党要守住槟城州的“老巢”，同时稳住槟州首席部长的宝座，并不会面对太大问题。但是，民主行动党在一些州属，如槟州、霹雳州、雪兰莪州与沙巴州，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斩获。

人民公正党矢言要执政槟州，还有要在雪兰莪州与霹雳州攻城，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对许多槟城人而言，公正党算得了是老几？如果在2004年大选只赢得一个国会议席，而且公正党在砂州浮罗岸区的州议席，都要借助民主行动党掀起的狂风才能攻下来，我不敢奢望公正党能有多大的作为！

各主要在野党要达致共识，以便能够一对一对垒国阵，这应该不是一件难事。但是，要民主行动党与人民公正党合并，或者3个主要反对党形成单一阵线，这点力气总可以省下来吧！如果要结盟来面对竞选，倒不如胜选后再谈合作岂非更好吗？

在这些政党当中，马华要面对来届大选，可说是吃力不讨好。尤其是华教课题，马华在黄家定领导、韩春锦担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情况下，根本就无法给予华社全面的交待。加上新经济政策死灰复燃，更让华社对马华领袖的无能大感不满。

马华最担心步上砂拉越人联党的后尘，成为被城市华裔选民所唾弃的政党。然而，面对巫统的霸权，马华又难有太大的作为，反而只有挨打的成分。至于人民进步党，则要看霹雳州务大臣达祖罗斯利，会否准备施舍席位给卡维斯上阵了。

总体而言，马华即使被逼退居大后方，但其基本势力还是以南马为主；民政党则以固守槟州政权为主要考量；巫统就要与回教党及马哈迪的党外势力来一场决战，并以属于马来心脏地的吉打州、吉兰丹与丁加奴为主战场；反观民主行动党若要继续作为国会及一些州属的最大在野党，应该还是绰绰有余吧！

好马不能再吃回头草

2006-09-13T00:25:00.000+08:00

黄伟益

几乎每一年的国庆日前后，我们的政治人物总会发表奇奇怪怪、具有种族主义味道的言论。

从前任首相马哈迪医生在2000年的国庆日献词，斥骂搞华团大选诉求者为共产党分子以来，前任文化、艺术及旅游部长（在今年内阁改组前调任新闻部长）阿都卡迪则喜欢指华人不挂国旗不爱国。

今年的情况尤其更甚，巫青团副团长凯利为峨仑区团代表大会主持开幕时，指华社总趁巫统内乱时提出种种诉求；再来就是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拉菲达要外资接受政府保护土著经济利益的政策，否则政府准备跟他们说：“拜拜！”

还有，就是槟城州一小撮的巫统及巫青领袖，亦在全民欢庆国庆的时刻，高唱所谓“槟州马来人被边缘化”的论调，意图趁阿都拉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刻，向巫统主席施压以图夺回许子根的首席部长宝座，同时还想一举抢夺槟州发展机构与槟州水务机构的领导权。

由此可见，巫统政治人物的民族主义情绪，总会在国庆日前后无限上升到新的制高点。他们普遍患上的“国庆症候群”，总让他们以为只有马来人，乃是争取国家独立的功臣，并且是马来西亚真正的主人翁，其他人则是非我族类的一群。

对他们而言，8月31日不只是国家解放的日子，亦是马来民族解放的日子。毕竟，马来民族被葡萄牙、荷兰及英国统治长达446年，直至1957年才守得云开见明月，并真正主宰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前途和命运。

其实，除了专爱煽动种族情绪的巫统大小混混之外，即使是首相阿都拉巴达威再怎样“开明”或“通情达理”，最后还是无可避免患上“国庆症候群”。结果，阿都拉今年的国庆日献词，就变成了一堆只注重顾后、没有前瞻性可言的政治词藻。

在这堆文字中，首相重提五一三事件，并提醒国人必须从黑暗的历史中学习，避免制造一些会破坏种族团结及和谐的事情。“由于会侵蚀及削弱我国的力量，人民应避免做出一些会破坏协商的行为。”

记得在首相发表国庆献词之前，我还不经意地看到国营电视播出国家电影局特别制作的五一三事件片段，其中还穿插阿都拉针对五一三事件的谈话。当时，我的心中难免有一股悲戚戚的感觉：“天啊，我国独立快要50年了！为何还要不断播出这种片段？”

其实，政府不断复制及强化官方对五一三事件的论述定位，这根本无助于带领马来西亚起飞。反而，在独立接近半世纪之后，我们却还要在原地踏步！

如果将李显龙首次以总理身分发表的国庆献词，与阿都拉的国庆献词相比较，你就会强烈地感觉到后者内容空洞的献词，根本无法引领全民向前迈进及向上提升，反而一颗原本雀跃的心，竟然要不断地往下沉沦。

阿都拉只是提到：“在竞争中，到底我们是否能成功？我们是否能在竞争中获得我们所需要的？这都是我们的疑问，也是我们去答复和回应的。因此，我希望人民及政府能继续配合，大家集思广益，集中力量落实国家目标。”

结果，阿都拉只是抛出更多更多的疑问，但没有为全民提供更具说服力，让人民对前景充满信心的答案。阿都拉不敢面对本区域乃至全球经济的挑战，更遑论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有具前瞻性的规划。

当新加坡经济在上半年增长9.4％的当儿，我国经济却在今年第2季增长5.9％，仅比前一季增长0.4％。政府如果一味强调协商精神、各族团结、宗教容忍、体谅和互相尊重，对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并没有实际助益。

如果认真研究阿都拉的国庆献词，你就会发现阿都拉早已弃用其出任首相初期，最爱沿用的公关术语，如铲除贪污、加强廉正意识、塑造一流思维、杜绝官僚作风等，反而充斥更多符合政治正确定义的词汇，这难道不是整个国家在退步吗？！

因此，好“马”不能再吃回头草了！阿都拉与其发挥超强的公关术，并将政治修辞学发挥到淋漓尽致，倒不如真正反省及检讨本身的施政能力，否则其左脑永远不知道右手到底在做些什么，以致内阁最终被逼展延调低交通犯规传票罚款额的行动。

不合逻辑的语言霸权

2006-08-31T00:25:00.000+08:00

黄伟益

在最近召开的马华中央代表大会，马华署理总会长陈广才竟然建议华文报章，将一直以来所沿用的“回教国”华文译法，改为“以回教徒居多的国家”。

其逻辑是指马来西亚并不是个回教国，而是“以回教徒占多数的国家”。因此，将 “Islamic State”直接译为“回教国”，并不符合马来西亚的国情和现状。

如果按照陈广才的逻辑，那么前任首相马哈迪医生何必要在2001年9月29日，为民政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时，特地宣布马来西亚早已是个回教国。

这是否要告诉华社衮衮诸公，马哈迪当时并非宣布马来西亚是个回教国，而只是宣布马来西亚早已是个“以回教徒占多数的国家”？

这就像是一位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不学无术却又要以《红楼梦》的“假作真时真亦假”，企图误导广大的群众。

在政客黑白不分、颠倒是非及真假难辨的情况下，由教育部副部长韩春锦领导的马来西亚华语规范理事会，更应该公然直指及纠正陈广才错误百出的论述逻辑。

我不希望随着华语规范理事会更换掌舵人后，理事会成员还是像前任领导人般不学无术，甚至囫囵吞枣、照单全收，并要求国内所有华文报章采用陈广才的建议。

事实上，从陈广才所发表的谬论看来，其似乎有意行使政治话语的霸权，让马华能够在应对回教国的立场上继续保持暖昧。

同样地，马来西亚华语规范理事会亦要抢夺政治和文化的话语权，试图让其规范的术语变为既成事实。

但是，许多随之所衍生的规范问题或民间争议，或者许多急待规范的惯用词汇，理事会似乎又视之不见。

马来西亚华语规范理事会自2004年2月13日，在当时新闻部副部长林祥才号召之下成立以来，规范各联邦政府部门、内阁部长、副部长及政务次长的译名。

在统一地方译名方面，尽管引起程度不一的争论，但理事会还是独排众议，将沙巴州首府哥打京那巴鲁译名改为亚庇，以及将丁加奴译名改为登嘉楼。

然而，在规范政府部门译名方面，华语规范理事会却犯了许多认知的错误，这包括将律政司与检察司的角色混淆，甚至让人误以为国内有许多的“泰文小学”。

理事会将民众向来惯称的“移民厅”改为“移民局”，以及首相署属下的“经济策划单位”改称为“经济策划局”，似乎并没有太必要之处。

反观“律政司”降级为“总检察长”，而“检察司”却晋级为“律政司”，如果摆在香港人眼前，这简直就贻笑大方。

根据联邦宪法第145条文，“Peguam Negara”（英文称为Attorney General，简称为AG）的职责，除了处理所有涉及刑事提控的案件，还要作为政府的法律顾问，以及代表政府出庭面对民事诉讼。

因此，唯有称之为“律政司”，才能彰显联邦宪法所赋予的3种角色。反观，译称Solicitor General（简称为SG）为“检察司”，更能体现其协助律政司专门处理刑事提控案件的角色。

华语规范理事会成立迄今有两年余，但是理事会所树立的威信一直让人怀疑。有时，翻开不同的华文报章，包括东马沙、砂两州出版的华文报，您就会有同一时间身处不同国家的错觉。

即使是马来西亚半岛出版的全国性报章，有时可以看到一些报章宁可舍弃华语规范理事会的统一名词不用。其中，最明显的两个例子，就是宁舍“国家元首”而取用向来惯称的“最高元首”，还有舍弃“泰米尔小学”而取“淡米尔小学”。

对于韩春锦领导的华语规范理事会，我似乎有较高的期许和期待。否则，我倒坚持华语规范理事会实在没有存在的必要，不如早日解散或许还会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和争议。

不过，只要华语规范理事会还存在，我倒希望这个理事会弃用“大马”一词，而一律采用“马来西亚”及简称为“马国”。毕竟，马来西亚并不是一只“大马”，而外国亦通常以“马来西亚”或“马国”来称谓我们的国家。

有些人习惯形容马来西亚是一个“由华、巫、印三大种族所组成的国家”。其实，“巫”本身带有浓厚的种族歧视味道。因此，我们有必要舍弃“巫族”或“巫裔”的用法，并且一律采用“马来人”。

这又回到另一个问题！国阵执政主干的巫统，其全称为“巫人全国统一机构”。如果弃用“巫人”，这岂非要改称为“马来人全国统一机构”，而简称则变成了“马统”？

还有，“回教”、“回教徒”、“伊斯兰”或“穆斯林”的用法，总要有一个规范嘛！对于这些更迫切的问题，华语规范理事会有必要集思广益，提出更能让人信服的统一用词。

首长轮任制的背后逻辑

2006-08-22T12:05:00.000+08:00

重组警力比增员更重要

2006-08-16T03:19:00.000+08:00

黄伟益

面对日益猖狂的攫夺匪，警方似乎显得束手无策，以致在人人自危的情况下，马青总团不得不成立反攫夺小组，配合志愿警卫团在吉隆坡文良港及旺莎玛珠一带巡逻。

与此同时，民政党亦宣布即将成立治安特别工作队，并动员各分部及区部党员参与警察之友，配合警方联手克服日益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还有，马华彭加兰林丁区州议员刘德贤更建议人人拿起武器自卫！

这种种的反应，反映整个社会害怕攫夺匪的程度，已然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当中有人甚至提出“电子警察”的方案，并建议安装更多的“电眼”，全天候日夜监视在某些地区出没的可疑人物。

然而，马来西亚毕竟不是警察国！我们担心一旦攫夺匪减少或销声匿迹时，这些在城市地区所装置的“电眼”，就会反过来监视一般民众的行踪，进而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

当民众对攫夺匪的冷血行为愤怒、对警方无能深感不满时，警方除了提出我们都能想到的方案，如添购巡逻车、加紧在黑区巡逻、设立专案小组、多派便衣警探出巡等之外，似乎不愿检讨如何重新分配警力，反而还传召参与声讨大会者问话。

结果，全国副警察总长慕沙哈山竟然发表令人不可思议的怪论，指不少匪徒服食新兴毒品壮胆后干案，以致丧失理智而手法暴戾。其实，只要攫夺匪纯心不良、出发点不对，不管有无服食新兴毒品，他们还是会干出丧天害理之事。

每当罪案发生时，许多人总要求政府提高现有的警力。在一些面积宽广、人口密集的警区，若依警员对人口的比率计算，甚至需要增加10倍或更多的警力。若以警队现有10万名成员计算，要在最快时间“生产”至少1万名警员又谈何容易呢？

再说，一名被录取者必须在警察训练中心，接受12个月的基础训练；过后被派至各别警区实习9个月，以及经过长达3年的试用期，长期成为正式的警员。所以，与其耗更长时间增加警力，倒不如先行重组警队现有结构和人员分配更为实际。

根据《皇家警察运作及管理提升特别委员会报告书》指出，在警队9万名成员当中，隶属刑事调查组的警员有6千661人，国内安全及公共秩序组警员有3万3千214人，政治部成员则有6千零26人。

不过，根据我从警队所取得的非正式资讯，其实警队内有三分之一成员隶属政治部(Special Branch)，另有5千人属于联邦后备队。换言之，真正负责刑事调查工作，尤其跟缉拿攫夺匪有真正关系的警员并不多。

在刑事调查组的警员，又分为登记处(D1)、刑事记录官(D2)、纠察处(D3)、数据记录单位(D4)、检控/法律处(D5)、技术支援处(D6)、肃毒与反风化组(D7)、研究与规划处(D8)、特别调查处(D9)及国际刑警处。

结果，真正执行巡逻或缉捕匪徒的警员，简直是少之又少。要通过重组警力，增加刑事调查组的警员，那么就应该先向政治部，以及隶属于国内安全及公共秩序组的普通行动部队“开刀”！

如果政治部的实际成员有3万人，这简直让我们除了惊叹之外，还是深感惊叹！政治部跟其他部门的最大不同之处，就是政治部完全属于“政治动物”，专事收集一切跟政治发展相关的讯息，然后通过政治部总监直接向首相汇报。

政治部的角色与调查及防范刑事罪案毫无关连，而且政治部成员在警队拥有很大的权力。既然跟警队维持治安角色无关，我国政府为何不仿效新加坡，将政治部从警队分割出去，并把政治部现有三分之二成员，调至刑事调查组以增援同僚的工作？

新加坡内政部属下内部安全局(ISD)，最早乃英殖民政府在1948年成立的政治部。当新加坡在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政治部合为一体；直至马新分家后，原属新加坡警队的政治部，始在1966年2月17日成为独立的内安局。

除了警队的政治部，我国另外设立的两个情治机构，分别是马来西亚武装部队的皇家情报单位(Kor Risikan Diraja)，以及属隶外交部的情报单位。

一旦将政治部从警队分割出来，让这三个情报单位相结合及再重组，再像英国般划分为负责国外与国内情报收集工作的军情五处(MI5)及军情六处(MI6)，或像美国划分为中央情报局(CIA)与联邦调查局(FBI)，这岂不更有效率吗？

其次，配合1948年马来亚共产党发动武装斗争，政府颁布紧急状态而成立的森林部队(Jungle Squad)，除了在1951年改名为森林军团(Jungle Company)之外，还在1953年正式易名为皇家警察野战部队(Pasukan Polis Hutan)。

当马共在1989年放下武器、走出森林后，野战部队就像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苏联解情后的情况一样，面对失去重心角色而濒临解散的危机。直至1997年10月，野战部队才改为普通行动部队(PGA)，即负责边境防范走私及非法外劳入境的工作。

根据警队资料显示，公共服务局批准普通行动部队的成员人数顶限为1万1千166人，而今则有1万零447个成员。问题是既然马共的威胁已不复存在，普通行动部队是否还需要这样多的成员，来执行不比面对马共威胁来得更艰巨的抗战任务呢？

更奇怪的是，当我国面对警力不足以应付日益恶化的攫夺案时，政府竟然还要派250名警员到东帝汶，去协助维持首都帝力的治安工作。所以，警队领导人不懂得分辩轻重缓急，只是苦思如何增加警力，却不思考怎样重组警力，由此可见一斑！

议会改革：砂州外一章

2006-08-11T16:20:00.000+08:00

黄伟益

近期，趁着砂州召开州选举后第一次立法议会，让我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议会民主的运作方式，并从中探讨如何改进及提升砂州的议会民主。

砂州立法议会是马来西亚历史最悠久的立法机构。很多人也许不知道，首次召开的立法议会是于1867年9月8日在民都鲁召开。如果有机会到民都鲁一游，您应该顺便到这个地点参观。当然，最初的立法议会建筑如今已不复存在，只剩下一座特别设立的纪念碑让人拍照留念。

既然砂州立法议会的历史久远，理应更能掌握源自英国西敏寺的议会制度及运作概念，可是这次召开的立法议会及相关安排，都无不让人怀疑砂州立法议会，为何跟西敏寺制度相去甚远。

在今年5月20日的砂州选举，国阵在71个议席中夺获62席，其余9个议席分别是民主行动党6席、砂拉越国民党1席、人民公正党1席及独立人士1席。至于国阵方面则是土著保守党35席全胜、砂拉越人民联合党竞选19席输8席、砂拉越民主进步党8席全胜、砂拉越人民党竞选9席输1席。

从这样的组合看来，奠定砂州首席部长泰益玛目的领导地位，基本上还很难被人动摇。可是，人联党的地位则日渐滑落，除了在砂州选举大失血之外，选民还将人联党的一位市长及两位助理部长拉下马。如今，人联党即使要推出人选填补这3个空缺，泰益玛目又未必显得心甘情愿。

砂州立法议会最引人诟病之处，莫非就是反对党阵营的座位安排。结果，隶属无党派的独立人士阿迪，却因为其属于四届资深议员，而被安插在议会反对党领袖黄和联（民主行动党武吉阿瑟区州议员）与民主行动党议会党鞭周政新（吉都隆区州议员）之间。

同样地，来自砂国民党无党职的英吉利里区州议员庄尼克医生，亦安插在周政新与民主行动党砂州秘书（哥打圣淘沙区州议员）之间。这种安排根本无法反映政党与党职在议会厅的微妙关系，更违背西敏寺制度过去几百年来所建立起来的议会惯例。

由于这是第一次召开的议会，砂州元首陛下自然受邀主持开幕并发表施政演词。按照惯例，议会的首个议程自然是辩论感谢州元首施政演词，其次才是三读通过各项法案，最后才是处理非属政府的议会事务，例如朝野议员所提呈的私人法案或私人动议。

可是，砂州立法议会竟用首两天通过4项法案，以及让个别议员提呈私人动议。接下来3天则辩论感谢州元首施政御词，最后3天则完全让州内阁部长负责总结。更奇怪的是，在长达8天议会期间，议长只允许4天各一小时的口头质询，结果最终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问题获得解答。

议会规定每名议员，不管是口头或书面质询，只能提出10道问题。然而，一些议员提呈的书面质询，至今还无法取得官方答复。如果这些议员必须迟至休会后3个月才取得答案，显然是没有意义的。其实，很多口头质询即使来不及回答，并不代表这些问题不重要。因此，政府应考虑以书面方式来答复倏关人民利益的问题。

任何新届议会在开幕之前，都会按照惯例推举议长的人选。这个人选可以属于执政党其中一位议员，亦可属于非政党却德高望重的人物。可是，砂州议长早在宣誓礼之前已定夺，甚至在宣誓礼当天即坐上议长的宝座。这种不符合议会惯例的做法应该废止，始能彰显民主的神圣意义。

整个议会期间，完全由议长阿斯菲亚主持会议，而副议长约翰昔奇则英雄无用武之地，甚至可说是白领薪水。而且，每一天的会议从9时开始至傍晚6时30分，除了中午休会一小时半不讲之外，期间还小休20分钟至45分钟两次。议长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会议经常延迟开始，但每天却是准时结束（特别情况除外）。

这次州选举结束后，选民对在野党议员寄望甚高。当然，民主行动党6位议员，有者表现相当特出，有者却表现得不过不失。人民公正党唯一的议员黄锦河在议会期间频频出洋相，不断失言、收回又道歉，无不让人摇头失望。更失望的莫非另外两个议员身处在野党阵营，却一直心系国阵，希望有朝一日重投国阵怀抱。

反观国阵的后座议员，尤其是人联党剩下的两位新科议员，却不会扮演向政府施压的角色，而只懂得阿谀奉承，拼命在议会辩论时捧国阵领袖的大脚。结果，当国阵部长一身令下，绝不修改砂州土地法典，以便免费自动更新地契99年，他们最终只好逆来顺受，为这次备受民众期待的立法议会徒留污点。

总而言之，砂州立法议会还有许多必需改革之处，否则有失其作为国内历史最悠久议会的形象。既然民主的果实早已种下，我敢相信砂州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语文警察？神经病！

2006-07-12T23:47:00.000+08:00

黄伟益

就像我经常所说，马来西亚的政府是全世界“最大有为”的政府！这可不是说笑的事情，近期就有一桩例子足以证明这点。

文化、艺术及文物部长莱士雅丁，竟然建议教育部长希山慕丁，共同修改1959年语文出版局法令，以便赋权语文出版局执法，纠正各领域错用马来语文的情况。不管这类执法行动是否可行，但上述建议可说是荒谬之极。

随着早前针对一些地方政府，拟通过执法杜绝公开拉手或拥吻的行为，引起民间强烈反弹而暂告一段落之后，如今政府似乎没有从这个事件汲取教训，反而有意成立“语文警队”来监管民间如何使用马来语文。

政府一再扩大其执法的范畴，即从传统的执法角色，如今不断加强其宗教及道德执法的本事，还要更进一步涵盖文化领域的执法权。虽然这种方式有助于强化马来语文的正确应用及使用，但这跟杀鸡要用牛刀的道理如出一辙。

马来西亚早在1950年代成立语文出版局。其前身隶属于教育部的“出版局”(Balai Pustaka)，乃1956年6月22日在柔佛州新山成立。1956年9月16至21日在新加坡和新山举办的第3届马来语文和书写大会，政府接纳大会提案将“出版局”易名为语文出版局。

1957年，语文出版局搬迁至吉隆坡。1959年，通过国会在1959年提出的法令，这个机构提升为法定的机构。1977年，语文出版局东渡至沙巴及砂拉越州，并在亚庇及古晋设立办事处。此外，其还在槟城大山脚、吉兰丹哥打巴鲁及柔佛州新山，各别设立北马、东海岸及南马的办事处。

除了成立语文出版局之外，政府强化使用马来语文的方法，还包括在1967年9月1日，在国会通过1967年国语法令，规定马来语文作为国语及唯一的官方语文，让英文从此失去作为官方语文的地位。

虽然这道法令规定任何人不得被禁教授或学习其他语文；不过，1963/1967年国语法令规定，法庭必须使用国语审案。同样地，70％的大学课程必须以国文教学，而国会议员不管其国语程度如何，都一律要用马来语参与整个辩论的过程。

在许多改制中学，除了华文、英文以外，其他科目都一律以马来文教学。即使马来文再怎样重要，一般独中生的马来文程度难免让人摇头，更何况是一向来注重英文，并以英语作为华语及方言以外沟通语言的东马学生。

当然，改制中学的华裔学生，在使用、演讲及书写马来文的程度，要跟独中生相较无疑强了许多。但是，在每一年的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还是有许多人在马来文一科不及格，而错失升读先修班，以及随后考进国立大学的机会。

在立法机关，有一部分的民选国州议员，在使用国语演讲或辩论时，总让在场的其他议员或旁听者暗自偷笑；甚至一些官拜内阁部长、副部长、政务次长、州行政议员、议长或副议长者，也经常以令人搞笑的国语示人，无形中为沉闷的议会制造了许多笑料。

如果您有机会到国会或各州议会旁听，就会发现有一些立法议员在辩论时段，总喜欢以英语穿插国语来演讲，搞到整个演讲“不汤不水”，直叫其他听者活受罪。更有趣的是，虽然沙、砂两州的立法议会，同样以国语作为议会的官方语文，但是大多数的立法议员，还是情愿选择以英语来发言。

虽然法庭规定所有审讯需以国语进行，但是若获得法官允许，有关审讯可选择以英语聆讯。如果遇到马来人担任的法官，不允许审讯以英语进行，一些律师在审讯的过程，就难免心惊胆跳。搞不好的话，这些律师可能在陈词时，由于本身国语的程度不足，犯下严重的问题而不自知。

还有，政府曾经一度推行使用标准的国语文(Bahasa Baku)，但几年前又废除这个政策，导致许多教师、学子都陷于困惑。一旦废除使用标准的国语文，这岂不意味政府鼓励民间使用非标准的国语文。那么，一直以来都以捍卫标准国语文姿态出现的语文出版局，应该采取哪一种标准来执法呢？

当权政府一方面推进英文教数理，另一方面却要对错用国文者采取行动，让国人真是不知如何是好，以致两头最终皆不到岸。一般家长的心态都希望孩子掌握好英文，又不希望孩子的国文程度滑落，而考不上国立大学或者毕不了业，结果现今年轻人的英文程度，简直就不可同日而言。

政府领导人对立法和执法，总喜欢犯上认知的谬误，以为很多问题只要通过立法及执法，就能产生一定的阻遏效果。这就像一些人认为只要修改放贷者法令，就可以减少“大耳窿”的人数，但事实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很多问题并不能简单地从执法的角度来考量，尤其牵涉文化因素的问题，更需要长期教育和指导的功能。

有些人认为执法，可以发挥其教育的功能；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执法也可以让贪污和滥权的现象更加猖獗。如果真要赋予语文出版局执法的权力，那么许多当官者看来会是第一个受惩罚的对象，其次就是国会议员和州议员，紧接下来就是专业人士，甚至是一般的平民百姓。

讲了这么多，在结束本文之前，请恕我以一句非规范、可能有一天会被马来西亚华语规范理事会当作对付理由的华文词汇“神经病”，来回敬政府要立法对付错用国语者的好意！

华人思想兴革路茫茫

2006-07-03T14:27:00.000+08:00

黄伟益

前任马华副总会长、现任马华总会长黄家定，从出任内政部副部长至调升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以来，对华社作了两项不大不小，又不得不提的伟大贡献。

其一，黄家定在2003年受委马华总会长后，就急不及待地剽窃民间的“终身学习运动”，并将这个运动视为马华己出。

其二，马华、华总及商联会联合推动、黄家定以马华副总会长及内政部副部长身分登高一呼的“华社思想兴革运动”，初时还有万山响应的震撼之效，如今却沦落至空雷不雨的下场。

还记得黄家定在初任马华总会长，跟国内主要华团交流时，就提出推展次阶段“华社思想兴革运动”的构想。

当时我人在现场，就质问黄家定这是否意味第一阶段所推动的“华社思想兴革运动”早以失败告终？当这个问题被抛出来时，黄家定先是一阵错愕，而坐在其身旁的林玉唐等人，更是紧张得干着急。

但是，黄家定并未因此乱了分寸。他只是笑笑地回答：第一阶段的“华社思想兴革运动”没有失败，只是马华要联合华总及其他华团，进一步深化这个运动的成效。

如今，3年过去了，第二阶段的“华社思想兴革运动”始终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我们顶多看到黄家定提议国内华团应将部分活动，改在中午或下午的时间进行，以便公务繁忙的华团领袖，能有更多时间享受天伦乐。

这个建议看似可行，然而却荒谬之极。我们看到有不少华团领袖盲目附合，当然也有不少华团领袖在暗骂，甚至还有一些东马的华团领袖认为，这个建议在西马可行，在沙巴及砂拉越州却是行不通。

不管在西马或东马，这种建议都是行不通的。试问：有多少人愿意出席午间的宴会？即使将婚宴摆在中午进行，登门道贺者肯定寥寥可数，更何况是社团所举办的活动。

另外一点，即使华社衮衮诸公在晚间，有更多时间享受天伦乐，他们还是不太愿意响应前任首相马哈迪医生所提倡的7千万人口政策。

如果马华领袖不太喜欢出席晚间的社团活动，他们绝对可以拒绝这样做；如果要全华社上下“陪太子读书”，请恕我们根本无法做到这点。

今天，当我们在回顾及检视华人思想兴革运动的成效时，难免会发现这个运动有许多失败之处。

这项运动在1998年3月21日推展时，其宗旨就是推广正确的中华文化与思想，例如守时、守纪律、以礼待人、爱心社会等；甚至还鼓励华团办宴会时，每桌只有5道菜肴，以及台上嘉宾演讲时，台下宾客要洗耳恭听。

可是，有哪个华团响应这些兴革呢？华团办宴会的陋习依旧数十年未改，每桌8道菜肴总是山珍海味，更甚的是台上嘉宾致词，台下宾客亦纷纷开讲。

如果华人思想兴革运动能够改善纪律，塑造彬彬有礼且有爱心的华社，进而成为其他友族学习的楷模，那么吉隆坡就不会被《读者文摘》评选为亚洲倒数第三最没有礼貌的城市。

思想兴革所强调的还包括发扬民主精神，以及华团选举领导人应以贤与能为取舍的准则。事实上，许多华团选举领导人时，并没有以贤与能为标准，反而以派系及个人与马华的亲密关系作为考量。

行动纲领所倡导的思想兴革范畴，还包括婚丧仪式与庆典喜宴务求从简、抵制色情资讯、摒弃男尊女卑的观念、华团减少架床叠屋活动、破除迷信及弘扬正信、解散或改组冬眠团体、华团资源统筹与共享等，都是华社甚至马华领袖所无法办到的。

还有，马华领导人究竟如何看待，甚至如何落实行动纲领所提倡的恢复地方政府选举、将马华文学纳入国家文学、立法延长退休年龄至65岁、建立独中与改制国中协调合作观点，以及领袖不应领导过多社团的问题呢？

若我们要马华在三权分立之外保障媒体独立及选民监督权、要求政府设立非回教事务局、管制焚烧香、维护华小、支持独中、发展华文高等教育，还有要求政府在其他大专院校设立中文系，这似乎比登天还要难吧？

既然第一阶段的华人思想兴革运动，在主要的项目方面几乎都以失败告终，我们似乎没有太多理由，会对第二阶段的兴革运动，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或许，整体的华人思想兴革运动，在不知不觉中都犯了华团领袖的共病，就是没有去除“只说不做”的恶习。所以，要如何深化及普及化次阶段的思想兴革运动，如何让人相信这个运动还未以失败收场，肯定又是马华及华总领袖要头痛的问题了。

7千万人口的迷思

2006-06-20T15:17:00.000+08:00

黄伟益

自1981年担任首相以来，马哈迪在长达22年的任期间，几乎其所推行的政策，都引来褒贬参半的评价。即使如今退位后，马哈迪依然故我地发挥其“真小人”的本色，往往让当权者气得直跳脚！

除了将西马的时间调快半小时，以便跟沙巴与砂拉越两州的时间划一，在民间未引起争议之外，马哈迪所推行的其他各种政策，尤以其在1982年首次提出的7千万人口政策，至今还是充斥争议性的。

在1982年9月第一次主持的巫统代表大会，马哈迪在发表政策演词时提出这个政策。他认为要让马来西亚更加成功，国家的人口就必须在2100年增至7千万。

直至1984年3月29日提呈第四大马计划中期检讨报告时，马哈迪再次阐明这项政策，并坚信有关目标可在未来115年至120年内实现。

马来西亚总面积为33万4千平方公里，1980年的总人口为1千374万。到底上述7千万人口的目标是否可行？根据世界银行在1983年7月公布的报告，马来西亚的人口将在2120年增至3千300万。

如果以官方统计局最新的统计显示，马来西亚当前的总人口预计为2千687万。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未来94年内，让总人口增加4千313万，否则这个政策将以失败告终。不管这个政策成功与否，届时马哈迪根本就不得而知了。

就像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一直想尽办法让新加坡华人的人口比率务必超过70％，马来西亚的执政集团亦希望通过7千万人口的政策，鼓励马来人或其他土著多生育，进而让其他族群如华裔及印裔的人口严重下降。

根据预测，随着华裔人口的生育率持续下降，再加上越来越多年轻人奉行迟婚或未婚主义，估计2100年的华裔人口比率将骤降至8％。如果这样，国内的印裔人口岂不降至低过1％。至于马来人或土著，岂不占全国总人口的90％。

马哈迪提倡7千万人口的政策，说穿了只是要维护巫统作为执政权骨干的正当性，让土著继续主导政经文教等领域的决策过程，或者就像著名的马来英雄汉都亚所说：马来人绝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我想，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想看到马来人有一天消失。可是，其他族群要如何自处呢？或者当7千万人口目标实现的时候，身为这个国家公民的非马来人，难道就毫无地位可言？要想知道答案，这可要敲敲当权者脑袋所构想的那套隐议程了。

到底要如何让我国的人口倍增？基本上，除了鼓励多生育及减低人口的死亡率之外，就似乎没有其他的办法。可是，在我们料想不到之余，竟然还多了另外一个办法，而且这个办法跟新加坡政府的做法似乎很相似。

近日，曾任上议员的沙巴团结党最高理事庄永谅医生，向国会廉正特别委员会揭露国民登记局曾展开称为“马哈迪计划”（有些人称为“梅格朱聂计划”）的行动，而首要对象就是引入更多来自菲律宾、非法潜入沙巴州的外来移民，让他们合法化成为马来西亚公民。

这并非是新鲜的事情！早在2001年，我在采访沙巴州里卡士区州议席补选时，庄永谅曾经一度挑起这个课题，但未见国家机关作出回应。直至去年，人权委员会前任委员韩旦教授再次挑出这个课题，始让人惊觉有关问题的严重性。

韩旦当时引述最新的数据指出，沙巴州的人口从1970年的69万7千900人，暴增至2004年接近300万人。这意味着沙巴州人口在短短34年内增加了4倍，并足以创下新的马来西亚纪录。

根据庄永谅透露，沙巴州约有三分之一的选民，其实并非在沙巴州土生土长的。他们是持以伪造的证书，在“马哈迪计划”的感召之下，获得当局发出所谓合法的“身分证”。

据了解，这些所谓合法的公民，他们所持以的“身分证”或“大马卡”，从表面看来跟一般人无异。只是这些人的“大马卡”，几乎采用同一个系列的编号，并且集中在某一个居处。

如果有机会到沙巴州首府亚庇对岸的加雅岛，或者到附近一带的岛屿或岸边的非法居住区参观，您会难免发现岛上所住的绝大部分菲律宾移民，都是持有所谓合法的“身分证”，并且每逢选举或补选期间，都有机会如我国公民般享有投票的权利。

还有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大马卡的编号或资料，根本没有在沙巴州的国民登记局存档，而且只能在国民登记局总部搜获。

从以上种种事迹看来，我们敢相信马哈迪所提倡的7千万人口政策绝对可行。不过，我们为何要为了实现这个数据，却葬送了自身国家的主权完整，以及只有公民才可享有的投票权利？这又何苦呢！

移民与居住权

2006-06-15T11:14:00.000+08:00

黄伟益

为了见证最具历史意义的砂劳越州选举，我前前后后到犀鸟之乡走了4趟，单是诗巫就去了四趟、古晋两趟及民都鲁一趟。在整个竞选期间，我更在诗巫住了16天，因此对诗巫的人物与景色，还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

我曾在2001年以采访记者的身分，驻扎在古晋采访当年的砂州选举。5年后的这场选战，我选择驻守在诗巫，是为了体验另一番的战况，并感受福州乡亲的浓浓情怀。

从最初的陌生，到后期渐渐变得熟络，甚至还可以驱车在诗巫、民丹莪与泗里街之间来回奔驰，我感觉自己好像变成了半个诗巫人。当选战一落幕，返回巴生谷这一带，看着上下班时间塞得长长的车龙阵，我又感觉有些不习惯了。

诗巫生活慢三拍

诗巫的生活步伐是缓慢写意的，生活水平亦相当低。如果说诗巫人的步伐慢了三拍，这也不足为奇！每天上午6、7点，诗巫人就起身干活，有些公司早在8时就开始营业，上班族当然必须在这个时间之前踏入公司的大门。

这种情形是我不敢想像的。每天早上，我在诗巫难免被朝阳的光线刺痛眼睛，而不得不从温暖的背窝爬起来。看看时钟，啊！怎会是早上6时30分罢了？如果换作是西马，那时的情景应该是早上8时才对。

这就是诗巫给我留下可爱及不可爱的一面。这场选举结束之后，正准备要飞回吉隆坡之前，有一个人就问我喜不喜欢诗巫？如果喜欢的话，甚至可以考虑移民到砂劳越，并在诗巫落地生根！

这句话出自砂劳越人口中，可说是正常不过的。可是，听在我的耳中，怎么会有点不自在呢？后来，不断在心中慢慢踹摩，终于领悟了当中的原因。原来，对方理所当然地使用“移民”这个词汇，确是我生命中最不可承受之轻。

许多人，尤其是华人，最爱把“移民”这两个字挂在嘴边。如果国家一旦发生动乱，他们肯定是第一批登上飞机“移民”到外国的人物。移民到底有什么好处？既然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为何不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呢？

马来西亚最可爱

打从心底，我这一生最讨厌移民了。对我而言，当权政府再怎样对我们不好、如何对我们不公平、将华人当作次等公民来看待，马来西亚始终是我们最亲爱、最敬爱、最尊贵的国家。

在这个国家，我们很肯定自己是第一等的公民，享有每一个公民所应享有的权利，当然也包括每5年一次的投票权，通过选票投选出肯付责任、为民服务、尽心尽力的人民代议士，而不是只懂得当官方说客的政府代议士。

对砂州的朋友来说，“移民”这个词说得可轻松多了，但听在我耳中确是无比沉重。尽管我们尊重沙巴及砂劳越可享有移民自主权，但是若有得选择的话，我当然希望每个公民都享有在这个国家每一寸土地上的居住权，而不是移民“异邦”的权利。

这一夜，我不再哭了！

2006-05-26T16:22:00.000+08:00

黄伟益

转眼间，5年就这样过去了。2001年5月28日当晚，我还以《南洋商报》采访记者的身分，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采访一场探讨南洋报业控股被马华收购的讲座会。5年后的今天，我离开了曾经并肩作战长达4年的《南洋商报》。

眼看着《南洋商报》在过去5年不断被执政党领袖蹂躏，而且被某大报集团垄断及侵蚀，我深感悲痛。就像5年前的那一夜，我曾经当着许多人的面前说：“不管今后是谁控制《南洋商报》，我永远效忠的对象是《南洋商报》！”

说着说着，我的眼泪就不听使唤地流了下来。在那“江河变色，面目全非”的一夜，我为马来西亚的新闻与言论自由空间萎缩而哭，为《南洋商报》今后的命运多舛而悲。

尽管如此，我当时并不准备离开《南洋商报》，反而希望能继续坚守作为专业新闻从业员的岗位。对我来说，人是可来可去的，而任何报社在任何时候，都不愁找不到新的人才加入，但是与其让更多马华当棍填补空缺，我们倒不如固守这些空间。

在最初的两三年，《南洋商报》同仁，还包括主管，确实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只为了将新闻及评论用最公正和持平的方式，呈现在所有读者的眼前。不管在哪一种新闻场合，他们坚持新闻要以专业为先的原则。

只可惜，后期的《南洋商报》有些变质了。这并非《南洋商报》同仁自甘失守专业的原则；而是执政党的爪牙太厉害了，让新闻从业员确实难以消受。这也是促成我须在2005年马华中央改选前夕自行离职，然后去吉兰丹执教鞭的其中一个主因。

近日，我抽空出席古玉梁新著《528南洋报变大揭秘：我在南洋133天》的推介礼。顷刻间，许多前尘往事涌上心头，让我不禁唏嘘。还记得当初在报变发生之前，刚加入《南洋商报》的时候，一些朋友就问我：您为何不加入《正义日报》？

我反问他们为什么呢？不知是可悲还是可笑，他们的理由竟然是《正义日报》正义至上嘛！我听了不禁莞尔一番。在加入《南洋商报》约一个月半之后，报变终于发生了，而我正是整个事变的经历者及见证者之一。

如今，我时常在想，如果我当初选择加入《正义日报》，我肯定会在第一时间离开《正义日报》。如果只我标榜正义的报纸不再正义时，您为何还要继续为这家报社拼了老命呢？

正值南洋报业被收购5周年之际，我把这些年来藏在内心最深处的一些话语记录成文，以带动华社共同反思报变所带来的深远影响。我把这些话说出来，并非为了刺痛当前还在《南洋商报》艰苦奋战的朋友，而是希望张公与马华衮衮诸公反省。

在整个收购的过程中，马华与《正义日报》的领导人显得非常积极，而《南洋商报》则显得很被动，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受害者。眼看着这份报纸陷于无奈又无助的情形，许多人总是爱莫能助。这到底是谁的错呢？

我不希望《南洋商报》最终的命运，跟张公收购之后的砂拉越报章《马来西亚日报》一样，至今依然复刊无望。可是，我却能够理解一些朋友常说的，不是他们不想支持《南洋商报》，而是更希望把压迫新闻与办报自由的恶魔给赶走。

谁也不敢断言马来西亚华文报业未来的版图将如何重组，但我敢相信任何有良知的同道，都不希望看到所有华文报章统一在单一报业集团的淫威之下。如何确保报章拥有权的分散化，将是马来西亚迈向新闻更加自由的最重要缺口。

今年5月3日的世界新闻自由日刚刚过去，马来西亚的新闻自由指数未见改善，除了跟当权者的软弱莫无关系之外，政商如何勾结来打压新闻及言论自由，亦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

5年前与5年后的今天，我的立场还是相当坚决，即反对任何强势集团和执政党勾结，控制、垄断及打压新闻和言论自由。只是5年后的今天，我选择不再哭了！与其哭诉不满及悲叹，我们何不努力打造更美好的明天呢？

我爱《南洋商报》，但我更爱新闻自由。在争取新为自由的未来路上，我希望能跟所有热爱新闻自由的你们携手同行，让我们齐心开创马来西亚华文报业的新格局和权力版图。

新闻自由路在何方？

2006-05-03T00:01:00.000+08:00

黄伟益

就像往年一样，马来西亚的主流媒体及新闻从业员，并不太热衷于庆祝今年5月3日的世界新闻自由日。尽管如此，我仍希望所有的新闻从业员，都能共同反思今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日主题――“媒体、发展和消除贫穷”。

通常，新闻自由似乎跟民主、自由、社会公正脱离不了关系，但是将媒体跟发展还有消除贫穷挂钩在一起，这倒具有一定的创见性。

虽然媒体只是传播及分享讯息的载体，其目的却包括了促进善治、创造机会以便获取必要的服务、倡导问责制和反腐败，并发展既有判断力、参与性又强的公民社会，同时拉近人民与民选官员之间的关系。

此外，媒体还有助于加强基本的人权意识、塑造更强大的公民社会、体制变革、提高政策透明度，甚至还可提高成人的文化水平、加强他们对公共健康的认识。

有鉴于此，媒体及新闻从业员负有很大的使命，去揭发和纠正社会阴暗及不公平的一面，让民众享有更多知的权利，从而推动整体社会的进步。

要是哪一位政界或商界领袖，做了违反社会伦理的事情，例如涉嫌贪污或滥权，或如最近传出婚外恋的英国副首相普雷斯科特等，新闻从业员应采取锲而不舍的态度，将真相告知天下。

不管是主流媒体或非主流媒体，虽然各自选择所扮演的角色及定位认知不同，但彼此的出发点却是殊途同归。可是，主流媒体却总爱以新闻权威的姿态出现，对非主流媒体采取极尽打压的态度，进而打造后现代的“一言堂”现象。

最新的例子就是新闻部指示国营“爱FM”电台，不得引述国内两个网站，即《当今大马》及《独立新闻在线》所报道的新闻内容。这当然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主流媒体在更多时候，完全忽视这类新闻网站的存在意义及价值。

根据BBC中文网最近对全球3万8千个读者所作的调查，显示有35％的人最相信新闻网站，其次是报纸19％、电视14％，而广播则占13％。

至于媒体是否准确客观地报道新闻？有高达62％接受调查者认为不总是如此。至于这些媒体对政府和商界领袖是否批评的成分过多？有一半的人选择“不总是如此”的答案。

如今博客盛行，有35％者将浏览博客作为替代的新闻来源。可是，一些博客的命运跟非主流媒体却似乎很相似，而在马来西亚受当政者关注的博客，计有黄泉安的“Screenshots”、拉惹柏特拉主持的“Malaysia Today”等。

虽然马来西亚的新闻从业员，还不致于像其他国家的新闻从业员，必须面对被逮捕、判刑入狱或者死亡的威胁；但是，许多恶法如内部安全法令、出版及印刷法令、官方机密法令、煽动法令，却有如新闻从业员的紧箍咒，让他们不敢轻易逾越雷池半步。

很多人总喜欢将马来西亚新闻不自由的罪名，一概往前任首相马哈迪的身上推。当然，马哈迪在1987的茅草行动中，撤销3家报章的出版准证；在政改运动的高潮时刻，限制回教党的《哈拉卡》党报出版次数；还有命令数本杂志停刊等，这都是难辞其咎的。

这也难怪马哈迪一连3年被国际保护新闻从业员协会评选为“全球新闻自由十大公敌”之一。今天，马哈迪申诉本身发表的言论，被主流媒体刻意所歪曲，让他终于有机会尝到新闻不自由的苦果。

可是，当阿都拉接任首相后，我国的新闻难道更为自由？表面上看似如此，事实上阿都拉控制媒体的手段，比马哈迪更加细腻，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年初以来，多家报章误登被指有亵渎成分的漫画，导致政府采取严厉行动对付；还有《中国报》与《东方日报》的运作一度不太顺畅，这都跟当政者有莫大的直接关系。马来西亚在全球新闻自由排行榜的排名，甚至挫跌至第152位。

要怎样让马来西亚的新闻更加自由？有人认为，我国有必要成立媒体理事会，以处理所有跟媒体及报道内容相关的投诉。这种建议看来可行，然而在马来西亚的情境下，似实很难顺利地运作自如。

根据全国新闻从业员职工会所展开的调查，有472个会员认为需要，另有152个会员反对成立类似的机制，让公众可以针对不公平或不正确的报道作出投诉。当中，有457个会员支持成立这个组织。

可是，却有高达485个会员认为，有必要废除箝制国内新闻自由的恶法，并以阳光法令或资讯自由法令取代之。这意味着除非这些法律得以废除，不然媒体理事会成立与否，似乎变得无关紧要的问题了，甚至可能变相沦为另一个人权委员会。

我相信许多新闻从业员，对新闻专业还有高度的良知，甚至默默紧守岗位，试图给予读者最全面的资讯报道。

但是，与其让新闻从业员独自面对可能构成的各种危胁，全民仍有必要跟新闻媒体紧密配合，协助揭发更多污吏贪渎的行为，让原本用作发展用途的巨款，继续作为发展的用途，渐而消除国内严重的贫穷问题。

我想，这可能是2006年世界新闻自由日，带给我们最大的启发和意义吧！

新闻明天更自由

2006-04-30T14:08:00.000+08:00

黄伟益

对全球新闻界而言，每年5月3日的世界新闻自由日，是一个让他们集体反思与自醒的重要日子，提醒他们言论自由被侵权的现象仍然存在；有许多新闻工作者在处理新闻的过程中，不幸被捕入狱甚至英勇牺牲。

今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日主题为“媒体、发展和消除贫穷”。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文，明确阐述保护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基本权利的重要意义。如果没有这些权利，要谈何实现发展和消除贫穷呢？

在马来西亚，除了全国新闻从业员职工会(NUJ)以外，近年来还有一些诸如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独立新闻中心(CIJ)等组织，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欢庆世界新闻自由日。

当然，我国还有一些非主流媒体重视这个节日，然而大多数的主流媒体却选择漠视，甚至遗忘这个日子。即使主流媒体有刊载相关报道，他们大多数都是选择被动的方式，即采访一些有关世界新闻自由日的活动或讲座，而不是采取主动出击的形式。

为何这个全球新闻界同庆的日子，在我国却是个低调甚至有点敏感的日子呢？如果主流媒体不主动作出争取，难道新闻自由就会从天而降吗？

国内许多箝制新闻自由的法律，包括内部安全法令、官方机密法令、出版及印刷法令、煽动法令等，如果没有主流媒体号召全民参与，执政集团哪有可能废除这些法律呢？

还记得早在许多年前，当前任首相马哈迪医生还在位时，每逢“国际保护新闻从业员委员会”公布全球新闻自由十大公敌，马哈迪几年每年都会上榜。在这种情况下，国内主流媒体或是完全不报道，再不然就刻意独漏“马哈迪”的芳名。

如今，换了阿都拉担任首相后，我国的新闻自由有否改善呢？从表面上，看似整体情况有所好转，但实质上似乎比马哈迪还要糟糕。

即使马哈迪在1998年要主流媒体“封杀”前副首相安华掀起的改革运动报道，我们还可以理解当中的原因。但是，阿都拉却赶尽杀绝，完全不允许主流媒体报道各地民众抗议燃油涨价的新闻，深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

最近在《星洲日报》总社举办的一场讲座，青年及体育部副部长兼马青总团长廖中莱还说过，虽然主流媒体没有报道油价抗议的新闻，可是民众都通过不同的管道，掌握了有关的消息。

我当时就质问他，既然民众都知道这些消息，为何主流媒体还是不报道有关新闻呢？既然如此，主流媒体更应该扮演其角色，全面报道有关的新闻。与此同时，我挑战他作为马青领袖，是否支持媒体报道这种消息呢？

在回答的环节，廖中莱果然不出所料地支吾以对，更提到媒体是否要报道抗议油价上涨的新闻，这完全胥视各报总编辑的决定，而政府绝不会干预其作业。事实是否如此？我想，这不用我说得清楚，你们都知道答案吧。

最近，还有一个体现当权者执政思维的奇闻，就是从新闻部副部长谢宽泰办公室发出的指示，禁止国营“爱FM”电台全面封杀两个被指为反派的新闻网站，即《当今大马》与《独立新闻在线》，包括只字不提这两个网站的名称。

这也难怪新闻部长再努丁会说，我国人民还停留在第三世界的思维，因此不允许现场直播国会的实况。正值世界新闻自由日来临的此刻，且让我们反思马来西亚未来的新闻自由路在何方？让我们共同努力并为明天争取更自由的新闻空间！

从国际法观点评析建桥论争

2006-04-20T03:10:00.000+08:00

黄伟益

自从首相阿都拉在2006年1月26日下令开展搁置已久，旨在取代马来西亚这一边半座新柔长堤的美景大桥以来，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两国的外交战又突然炽热起来。

不到3个月的时间，首相在4月12日发表只有3句内容的文告：“马来西亚政府已经决定，不再继续兴建取代新柔长堤的大桥。政府在考虑到全体人民的意愿与感受后，特别是沙石供应与开放领空的课题，才作出这项决定。政府也决定终止一切有关大桥的谈判。”

简单的3句话，让拥有83年历史的新柔长堤不需要被拆除，可是政府却被逼蒙受惨重的损失，赔偿1亿令吉的损失予承包商Gerbang Perdana私人有限公司。

有趣的是，首相在3月3日还满怀信心坚称承建美景大桥没有问题；而且副首相纳吉同日也不明白新加坡所谓兴建美景大桥，将会带来的严重后果意指何事。

即使在宣布停建大桥后，外交部长赛哈密还说，政府一开始知道这项计划是法律所允许的。如果新加坡政府起诉我国，政府也有十足信心可胜出。

他提到我国单方面采取的行动，可能会遭致新加坡的一些对抗，亦可能导致工程被延误的问题。

纳吉翌日也提到政府不想与新加坡陷入长期的“法律战”，以及减少此课题被带上国际法庭后，对我国可能构成的损失，而决定取消兴建美景大桥。

到底新加坡曾否同意我国兴建大桥？如果我国执意要兴建美景大桥，新加坡会否将有关课题带上国际法庭？这些都是当前争论的重点。

我们姑且相信曾任前任首相马哈迪医生政治秘书郑文杰所出示的信件，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在位时，并不反对在2007年之后，拆除新柔长堤以兴建大桥。

虽然如马哈迪所说，当时的内阁资政李光耀试图从中作梗，不允许新柔长堤被拆除。可是，新加坡真正的决策者乃吴作栋，而不是李光耀。因此，新加坡同意兴建大桥的说法，绝对是可以被采纳的。

既然新加坡同意兴建大桥，那么就不存在所谓的法律之争，更不应该动辄将这个课题带上国际法庭。如果新加坡执意要闹上国际法庭，对方是否可以这样做呢？

根据联合国1982年通过的国际海洋法第6附表，其规定设立的国际仲裁庭条规第22条文清楚阐明，任何争议除非获得各方面同意，否则不能交由仲裁庭处理。

这个条文就很清楚告诉我们，马来西亚担心新加坡一旦把建桥的课题，带上设在德国汉堡的国际海洋法仲裁庭，将会导致整个工程被延误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

针对早前一度闹僵的新加坡在德光岛填海工程，马来西亚曾在2003年9月5日单方面入禀海洋法国际仲裁庭，要求法庭下令新加坡立即暂停整个填海的工程。

结果，国际仲裁庭全体23名法官一致判新加坡胜诉，意即新加坡可以在案件审结之前，继续进行填海的工程。

这个判例再次说明我国政府的担忧根本是多余的。如果没有马来西亚的同意，新加坡即使要单方面入禀仲裁庭申请停工令，最终还是会被法官所驳回的。

其实，国际法只是所有国际签订的公约、条约、协议、国际习俗、法律的一般原则、国际法庭的裁决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提案总称。简而言之，它并没有特定一整套的法律条文。

我在过去几天翻遍手上的两本国际法参照大全，即D.J. Harris编篡的《国际法的案例与资料》及Tim Hiller编篡的《国际公法的资料参考书》，里头并没有任何条文阻止马来西亚可以在本身的领海范围内兴建大桥。

夹在柔佛与新加坡之间的柔佛海峡（或称地不佬海峡）平均宽度为一海里（即1.852公里）。然而，对于海峡的基本定义，国际海洋法并没有相关的诠释，也没有从海峡的基本观点，来界定周边国家的义务及权限。

如果按照一般的情况，从每个国家领土岸边算起的12海里范围，就是属于有关国家的领海。可是，柔佛海峡平均的宽度不超过24海里，那么两国的领海范围及边界主要是根据中间点线法而划分的。

加上柔佛海峡又不像马六甲海峡属于国际航道，因此这两个周边国家可以全权决定，是否让船只在这个水域享有“无害通行权”(Right of innocent passage)。在某种特定情况下，这两个或其中一个国家有权中止船只享有上述通行权。

除了有助于海水的流通之外，马来西亚主张兴建大桥来取代新柔长堤的其中一个隐议程，就是要确保今后有更多船只或货轮，进入柔佛海峡并使用马来西亚的港口设施，进而为国家赚取更多的外汇。

即然国际法保障 “无害通行权”或“过境通行权”(Right of transit passage)，那么马来西亚要兴建大桥取代长堤的用意，是为了让更多船只享有上述两种通行权。新加坡又何能阻止我国这样做呢？

根据海洋法国际仲裁庭针对新加坡填海工程争议所做的裁决，两国有必要共同合作以管理柔佛海峡的海洋生态环境。然而，这个判例并不适合套用在建桥的课题上，毕竟两者的本质是绝然不同的。

纳吉最近曾经提到，如果新加坡不同意，我国不能单方面拆除马来西亚境内的长堤，否则会影响他们的水供。

前副首相安华依布拉欣近日回国时，还特地召开记者会声明，基于现代国际关系的原则，没有国家可以单方面作出任何足以影响其他国家的决定。

可是，马哈迪却指出，根据我国与新加坡签署的合约，只要我国给予新加坡6个月期限的通知，新加坡就必须移走原本在长堤上的输水管，而且还得自行承担费用。

对于这点，当前的政府领导人根本不敢正视，更妄论对之作出回应。从某个角度来看，安华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从国际法的观点出发，我国确实不应该未战先降。

我同意作为主权国家的马来西亚，绝不应该未战先降。这根本就是兵家大忌！难道这是新加坡太会使用“孙子兵法”，直叫贯彻孔子“儒家思想”的我国政府，在外交战方面频频吃亏吗？

由始至终，虽然新加坡不断通过外交界惯用的第三方照会，提醒我国任何拆除长堤的决定，都必须遵守海洋法国际仲裁庭的原则，并完全符合国际法的要求。

以我对国际法的理解程度，我宁愿相信新加坡所持的这种说法更像是心理战术。如果作为政府法律顾问的律政司，能够一早就对国际法作出深入研究，或许我国政府就不必吃新加坡的这一套了。

如今，从整个事态的发展来看，或有助于省却近7亿令吉的建筑费用（其中半数由新加坡承担），但政府还是浪费了13亿令吉的公帑，包括其中12亿用以建设“世界第一等”的新关卡大厦。

正当政府竭尽所能节省44亿令吉的燃油补贴，以提升国内的公共交通设施，但是政府另一方面却大肆浪费人民的纳税钱。

不管再怎样计算，我国不仅输了钱财，还输了颜面及今后要在外交战场漂亮出击的筹码。难道做了9年外交部长的阿都拉，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泛宗教化的拥吻争议

2006-04-12T14:36:00.000+08:00

黄伟益

近日来，马来西亚掀起了另一场有关公开拥吻的道德论争，而且各方的观点及反应不一，让人担心回教化将把整个社会引向万劫不复的地步。

首相署部长纳兹里表明情侣不能公开牵手拥吻，然而旅游部长东姑安南却炮轰各地方政府欲制定不合理的条例，对付在公开场所拥吻的情侣，尤其是外国游客。

其实，情侣手牵手被取缔的课题，曾在1980年代引起争议，甚至还一度闹上法庭。

当时，马华妇女组总财政罗哲云的千金刚从国外留学回来，与男友在中央艺术坊牵手逛街，被执法人员逮捕及带上法庭，并被罚款了事。

如今，情侣牵手不再是个被视为犯法的行为。这证明有很多行为，随着时代或局势的更迭，可以被各界所容许了。这种情况在购物场所或街边皆俯拾即是。

就像脱衣舞，这在1970年代可说是半公开性质的表演活动。除了在戏院的舞台表演之外，一些甚至还搬到露天同乐会的场合表演。

随着1979年伊朗爆发革命，基本教义派领袖上台执政之后，全世界的回教国家或政党都受到鼓舞。

在马来西亚，回教党受到最直接的冲击。结果，随着原任党魁阿斯里在1982年退位后，回教党内的少壮派领袖，如法兹诺、哈迪阿旺等逐渐抬头并掌权。

早期的回教党掺杂保守的回教主义者及民族主义者，可是今天的回教党却与民族主义渐行渐远，而逐渐向另一极端的基本教义派靠拢。

这自然也冲击到巫统所采取的反击策略。为了还击回教党的回教化步伐，前任首相马哈迪医生就邀请安华依布拉欣加入巫统，从而加速整个党国的回教化竞争。

整个回教化竞争的制高点，就是马哈迪在2001年9月29日，宣布马来西亚是个回教国。虽然这是一个值得争议的问题，许多人却宁愿默然接受上述说法。

根据联邦法院及许多法律专家，针对我国联邦宪法所作的诠释，我国不是一个回教国。尽管回教是我国的官方宗教，但这不意味马来西亚是个回教国。

在“马来西亚不是回教国”的前提下，我们是否可以为所欲为呢？不管是回教徒或非回教徒，大家都知道公然裸露或是裸奔，都是不可能获得允许的行为。

但是，公开拥抱或亲吻的行为，是否能跟这点相提并论吗？我想，只要双方没有展开进一步的行动，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难道就像一些人所相信的谬论，如果不是一些女性所穿的裙太短，就不会发生这样多的强奸案。事实上，女性的裙子是短或长，根本无法助长或遏止强奸案。

联邦法院在本月4日所作的判决，裁定吉隆坡市长有权对任何在公众场合“行为不检点”的公众采取行动。

联邦法院首席法官阿末法鲁兹甚至问：“难道他们就可以享有随意的自由？联邦宪法允许人民可以在路边、在公园这样做（拥吻）？”

他认为这种行为在英国绝对没有问题，而这种行为在马来西亚不能被接受，甚至违反亚洲人的道德观。

何谓“亚洲人的道德观”？这点在马来西亚的联邦宪法或任何法律，都没有任何进一步的阐述。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纯粹是联邦法院三司的个人观点。

如果要论亚洲人的道德观，为何联邦法院三司所坚信的这种看法，在中国、香港、台湾、韩国、日本、印度、菲律宾等，又有不同的诠释结果及标准。

所以，联邦法院三司的个人观点，绝对不能用来作为统一的标准。如今，许多州属的县议会或市议会，准备要更严格取缔在公共场所行为不检点的人士。

我赞成若有人在公共场所，公然进行伤风化的性行为或交易，地方政府应该全面取缔。但是，对于拥吻这种很难视为伤风化的行为，绝不应该采取矫枉过正的行动。

随着回教党的开明派领袖上位，并尝试向中间路线靠拢的时候，巫统在首相阿都拉巴达威的领导下，不断推进具有回教化隐议程的回教现代化(Islam Hadhari)主张，甚至将之上纲为推行第九大马计划的主导理念，这岂不是在开倒车吗？

如果要在2020年实现先进国的宏愿，与其被保守的宗教观念所牵绊，为何我们不能高喊拥抱无罪、亲吻有理呢？

再不然，我们可要像印尼般，只要在公开场合拥吻不超过5分钟，就不算是违法的行为。最起码，作为全球最大回教国的印尼，还不比马来西亚这个“假回教国”来得更保守呢！

如果我是主政者……

2006-04-08T00:23:00.000+08:00

黄伟益

郑重声明：这篇文章纯属虚构，无意冒犯任何贤人、雅士、鸟人或蛋头政客，或是拿国家元首来开玩笑。我被逼这样写，乃是整个大局所趋，为了响应首相要听真话的空洞口号，让难言之瘾得以在风雨中飘摇，让混乱的马来西亚更添一份困惑！

根据非严谨的统计，作为马来西亚最高律法的联邦宪法，自独立以来历经40多次修宪的工程，而前后经过加减修剪的条款总共有600多次。如果我是主政者，我将毫不介意展开另一次最大幅度的修宪，让联邦宪法足以反映我国社会当前的状况。

搞政治的人最清楚不过，我国是个君主立宪制、三权分立的国家。立法权方面，尤以国会的上、下议院为主。其实，许多国家早已废除双院制，而只是实行单院制。既然我国的上议院没有实权，只是论为橡皮章老人院，不如干脆直接废除上议院。

干脆废除上议院

在现有的国会之上，实有必要通过修宪增设超级国会及特级国会。每一年巫统召开的代表大会，其重要性绝不逊于国会。就像拉菲达这个大名鼎鼎的国会皇后，即使再怎样耍大牌不出席国会，都不可能缺席巫统大会，更何况是巫统妇女组的大会。

巫统大会针对政府的施政公开鞭挞，三两下子就把整个政府的决策翻转过来。这点看在马华与民政党代表的眼中，显然很不是味道。谁叫他们当家不当权呢？巫统大会可以辩出一个所以然来，马华与民政党大会再怎样嘶喊，似乎一点效应都没有。

国会一向以来的角色，就是负责监督内阁部长及政府部门的施政表现。若正副首相、任何部长、副部长或政务次长失职，朝野议员有权过问、要对方解释、斥责或动议减其薪水。

特级国会见光死

偏偏首相阿都拉剥寻国会的这个角色，而设立一个由多位幽灵人士所组成，负责监督部长表现的秘密委员会。如果这个位高权重又见不得光的怪物，我们不称之为特级国会的话，这绝对有失大体。

内阁每周三召开例常会议，可是内阁所通过的重大决议，之前必须先征求巫统最高理事会同意，否则就很难顺利通过。所以，巫统才是马来西亚的特别内阁，其地位甚至高过只有“国家行政谘询理事会”地位的国阵最高理事会。

马来西亚的国家首脑乃最高元首。除了为国会开幕、解散国会、统帅海陆空三军之外，就没有实际的角色。因此，若有机会推动修宪，最高元首改称军委会主席，让其更名正言顺统领三军，我绝对举手举脚赞成。

马哈迪出任总统

对于前任首相马哈迪医生频频干政，而前副首相安华又一副不愿罢休的样子，我建议委任他们为马来西亚的正副总统，让他们更名正言顺地牵着阿都拉鼻子走，又可以让马、安这两个冤家再相逢，这难道不是好事吗？

其他要推动修宪的具体建议还有很多，不过我认为实有必要撤除纳吉的副首相职位，让他继老爸敦拉萨之后，成为另一个主导宫廷政变的领袖；而最近频频对阿都拉无礼，不愿看到警察投诉及行为不检独立委员会成立的全国警察总长巴克里，应该出任国务资政才对。

至于美特拉美机构丑闻而再次成为媒体焦点的前任财政部长达因，因为不满某位法官的裁决而大发文告并涉嫌藐视法院，相信最有资格出任最高法院院长职，与联邦法院首席法官分庭抗礼。最可悲的莫过于人权委员会，最终只好改装成为人权博物馆。

再见吧！马大校长

2006-03-20T19:51:00.000+08:00

黄伟益

从2004年开始出任马来亚大学校长的哈欣耶谷教授，其职务合约将在本月杪届满。至于他的合约会否获得履新，目前还未有最终定案。不过，学术界、知识界、政治圈或是活跃于学生运动的马大学生，都密切注意有关的进展。

有者认为，哈欣耶谷能否获得续约，将能验证原任首相署部长慕斯达化调任高等教育部长后，是否有更大决心要推动国内大专教育的改革。

如果哈欣耶谷获得续任，这不仅是所有马大人的悲哀，亦是我国学术界的不幸。这标志着党政的利益，更能肆无忌惮地入侵校园，并进一步蚕食大学自主、学术自由、学生自治的精神面貌。

哈欣耶谷1949年在吉兰丹州的丹那美拉出生。由于出身贫穷，父亲更是割胶工人，却能够凭着毅力考获高深学位，这种精神尤其让人钦佩。他最初是在八打灵再也的玛拉工艺大学求学，后来负笈纽西兰及英国深造。

在出任马大校长之前，他曾担任牙医学院的系主任、副院长、院长，并担任马大理学会、评议会、教授与副教授擢升委员会的成员。在2001至2003年期间，他受委负责学生事务的副校长。

在过去两年来，哈欣耶谷到底做了些什么？如果您有机会到马大一游，就会看到许多新建且富丽堂皇的建筑物四处林立，或者是加宽原有的道路，并大量展开美化校园的工程。

除此之外，您还可以看到许多自吹自擂的宣传板或布条，在校园内显眼的角落矗立或张挂，以夸大其掌校有道、领导有方的能事。可是，马大在全球200所最佳大学的排名，竟然从2004年的第89名，挫跌至隔年的第169名。

尽管如此，当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施春风教授，去年11月22日到马大公开演进时，担任主持人的哈欣耶谷竟在问答环节说：

“新加坡国大校长的母校是哈佛大学，在《泰姆斯高等教育增刊》世界最佳大学排行榜名列第一，他无法带领新加坡国大超越哈佛大学。我的母校是奥塔哥大学，在世界排名第186位，我却带领马大超越我的母校，攀上世界第169名。”

这些都一再显示哈欣耶谷自我矮化的犬儒个性。哈欣耶谷最喜欢的是皮影戏，并曾经在大学的公开活动表演皮影戏及挥舞马来短剑，足见他有时还懂得放下校长的身段，尝试走进大学生的群中。

有一次，当校方提升校内的巴士服务后，要向每个住在校内外的学生，即使是没有使用巴士服务的学生，皆收取每个月固定的巴士费，而引起学生的激烈反弹，并针对此事跟哈欣耶谷公开对话。

当时，有位学生挑战哈欣耶谷跟他一起坐巴士，以体验马大巴士差劲的服务效率。后来，哈欣耶谷果然跟那个当场挑战他的学生一起乘坐巴士，甚至还坐到校园外，以了解学生所面对的苦衷。

在硬体建设方面，哈欣耶谷还不致于交白卷。可是，在推动学术研究方面，他却似乎不太热衷于此。配合马大庆祝创校100周年，我曾经在2005年初专访他。当时，他还雄心壮志要在任期内，让马大在世界最佳大学的排名挤入50名之内。

言犹在耳，马大的排名竟跌了好几十个名次。最近，民政党主席林敬益推展宏愿开放大学时，竟夸口这所还未开课的大学，将在5年内超越马大。孰不知哈欣耶谷会作何感想呢？

过去100年，马大只委任过15位荣誉退休教授，但哈欣耶谷在2004年毕业典礼上，一口气委任12名荣誉退休教授，令人难免有点惊奇。除了学术以外，马大校园竟然发生解款车被劫200万令吉的案件，难道不是奇耻大辱吗？

副首相纳吉曾经挑战马大在2020年，成为全球首50个最佳的大学。这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唯一且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高教部长必须撤换现任的校长。与此同时，新任大学又是否另一个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党政寄生虫，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期待华社另一场起义

2006-03-07T01:14:00.000+08:00

黄伟益

如果连向来备受崇敬的华校校长，都无可避免卷入贪污或受贿的疑云当中，由此可见国内的贪污问题，确实无孔不入至令人心惊胆跳的地步。

尽管政府领导人不断高呼肃贪，但身为公务员的一些校长却没有奉为圣旨，我们又如何寄望这些校长，能为华社栽培出正直、优秀的人才呢？

校长通过售卖作业簿或办其他收费活动取得可观的回佣，这并不是新鲜的事儿。可是，这个问题如今却意外地爆发为全华社关注的课题，着实令人有点意外。

这场风波除了引发董教总与全国校长职工会对立之外，还牵扯到全国的教师、65万名华小生及他们的家长，整个事态的演变似乎开始酝酿成为华社的另一场起义。

我以“华社的起义”来形容整个事情的发展，并不是有意夸大其词。如果你有幸出席《东方日报》本月6日在隆雪华堂举办的讲座会，就可以感受到这样的气氛。当时的现场听众甚至不介意要当“别有居心者”，就是要把贪污的校长悉数揪出来。

这也是华社自2001年的华团大选诉求风波落幕以来，另一场搞得沸沸扬扬、牵动整个华社上下的民间起义活动。以董教总为首的华教团体及热爱华教人士，都无不将矛头直接对准全国校长职工会，有者还建议解散校长职工会。

到底应不应该解散校长职工会，我个人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只是，我认为既然校长职工会今天不愿意继续扮演职工会的角色，那还有多大的存在价值呢？既然这个组织已偏离其角色，那么领导层就应懂得下一步棋该要怎样走。

成立校长职工会的目的当然很简单，就是要维护校长的集体利益，并代表所有华校校长与政府谈判凡是牵涉到他们利益的问题。然而，今天的校长职工会，不再热衷于扮演这样的角色。

这个组织更像是要取代董总或教总所扮演的角色，并俨然以马华外围组织的形象自居。针对英文教数理的课题，马华从来不愿听取董教总的意见，而只是找来校长职工会主席江秀坤，结果就搞出了像2－4－3、6－2－3－2不伦不类的数字游戏。

校长职工会与马华的关系过从甚密，对华教今后的发展肯定是百害而无一利的。如果他们认为这样做，就可以边缘化进而取代董教总的角色，那肯定是大错特错的。至少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情况，还是有很多人宁取董教总而舍弃校长职工会。

国内有1千288位华小校长，到底涉嫌贪污或受贿的校长占多少比率，我们不敢贸然去论定。可是，摆在眼前的一个现象，就是至今还未当中有任何一位校长，敢挺身公然宣示自己是清白的，并愿意接受任何一方去调查。

我曾经在吉兰丹中华独中教过书，当然知道独中董事会全面掌握学校主权的好处，就是校长根本没有机会从这些盈利活动中抽取任何回佣，有时甚至还要倒贴“老本”呢！

反观，华小校长一方面受制于学校董事会，一方面又受制于教育当局，这让他们有机会暗中取得好处。如果因为这些回佣，让华社造就了更多“百万富翁校长”，可是华校每年却要应付经费而四处筹款，华社子弟岂不是出钱出得很冤枉吗？

既然校长职工会敢于贸贸然，单方面宣布停止一切收费的活动，那么这个组织更应号召所有会员，向华社公开申报他们的财产。唯有清清白白、坦坦然然地面对，才有助于重建校长的尊严，并促使华社恢复对校长的信心。

话说回来，我不担心这场因偶然因素而促成的起义，最终可能演变成为一些不负责任政客口中所谓的“华社内讧”或“内耗”。只要这场起义师出有名，能将所有涉嫌贪污的校长揪出来，这岂不是为民除害吗？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阿都拉新阁的权力困局

2006-02-15T14:39:00.000+08:00

黄伟益

各界引颈长盼17个月之久的内阁改组，终在今年的情人节揭蛊了。阿都拉选在情人节改组内阁，原以为可以让浪漫的情人节添加一份希望，但最后换来的反而是更多的失望与无奈！

此次的改组结果，让整个内阁阵容从原本的93人缩减至91人，而33位部长人数亦减至32人，但阿都拉同时另委两个上议员，即1999年全国大选输给回教党候选人的巫统巴里文打区部主席阿都拉曼苏利曼成为首相署副部长，以及民政党副主席维再也勒南成为种植及原产业部政务次长。

这显示阿都拉必须招揽类似阿都拉曼苏利曼的“过气”政客、留住一些“国王的人马”如调任天然资源及环境部长职的阿兹米卡立，并让原任首相署部长的拉兹与慕斯达化，出掌国内事务部及高等教育部两个重要部门，同时委任“亲信”朱哈斯南入阁出任联邦直辖区部长，来平衡前首相马哈迪医生的旧势力。

尽管如此，马哈迪的忠心人马如拉菲达仍留任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阿都阿兹留任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贾马鲁丁留任科学、工艺及创新部长。尤其前任首相署部长东姑安南重作冯妇，出任廖迈克被除名后留下的旅游部长职，以及新闻部副部长再努丁麦丁升正，都是令人大掉眼镜的。

如果要计较阿都拉与马哈迪（或其嫡系纳吉）派系间的得失程度，阿都拉以“砍掉”新闻部长阿都卡迪及高等教育部长沙菲依沙礼，来换取阿兹米留在内阁次要职位及招揽朱哈斯南入阁的机会，但代表着旧势力的东姑安南及再努丁麦丁却直挺而入，不管再怎样加减乘除或换算过来，阿都拉失血的成分可谓不少。

自从“裸蹲风波”发酵以来，原任国内安全部副部长诺奥马即成为众矢之的。各界无不期望诺奥马要不被“砍头”，就是被调任更次要的部门。可是，诺奥马却受委教育部副部长，取代亦属旧势力成员的马哈兹。即使阿都拉纯粹是为了权力平衡的考量，但此举无助于削弱诺奥马的政治器张程度。

身任巫统马六甲州马日丹那区国会议员的阿布瑟曼，从国内安全部政务次长调任联邦直辖区部副部长，反而巫统联邦直辖区主席东姑安南只能出任旅游部长，这显示联邦直辖区巫统的关系日益紧张。阿都拉起用阿末扎希的另一个用意，就是要借助前副首相安华依布拉欣在巫统内的存余势力，以克制马哈迪人马随时可能反扑。

阿都拉自认仍有能力继续执掌首相署、国内安全部及财政部。然而，在缺乏得力助手如慕斯达化主导国家经济政策、法律专家出身的拉兹主导立法工作，以及诺奥马“黑白无间”对抗恶势力的情况下，阿都拉今后可能更力不从心。这除了会让政府各相关机构大乱阵脚之外，亦会影响其个人健康。

如何处理马华与民政党的权势结构，并让相关领袖适得其位，对阿都拉施政可构成正面或负面的影响。挑战民政党全国主席林敬益不逐的郭洙镇出局，以及中选马青总团长的廖中莱入局，都是预料中事。为了夺回国安部副部长职，马华宁可将新闻部副部长让予民政党，结果林祥才就成了最大的输家。

虽然林祥才出任旅游部副部长，有助于克服我国自“裸蹲风波”以来，中国游客大减到我国观光的问题，而重新赢回中国、香港、台湾旅客对我国的信心，但论其实林祥才并没有升职。这也说明了黄家定今后将如何看待马华前任总会长林良实当年一手所提拔的人马，并标示着黄家定与林祥才的矛盾关系。

其实，各界最不看好竞选马华副总会长失利的陈财和，可以继续留任国内事务部副部长。碍于在去年8月的马华中央改选，同样来自联邦直辖区的姚长禄竞选中委职落败，黄家定为了保住姚长禄的官职，只好不得不保留陈财和的副部长职。即使如此，环视马华尚在内阁各级任职的人马，他们的关系仍是矛盾重重的。

基本教义派乱调四弹

2006-01-27T20:28:00.000+08:00

黄伟益

 回教党全国中委马夫兹最近呼吁回教法庭的法官，应尽快向统治者提呈备忘录，以执行回教徒不准脱离回教的法律。即使法官没有采取这类行动，统治者亦须召开会议，谕令回教法庭制定回教徒不得脱离回教的条例，否则脱教者应判处死刑。

曾任吉打州波各先那区国会议员的马夫兹，最近又以东协回教青年秘书处主席的身分，恭贺在巴勒斯坦首次大选意外获胜的激进组织回教抵抗运动哈马斯。

他认为：“哈马斯的胜利，将能把东耶路撒冷从以色列及美国手中解放出来。”可是，作为巴勒斯坦最大的回教武装组织，其宗旨仍然是要消灭以色列。

作为一个觊觎联邦执政权的政党，回教党竟然支持在暴力冲突中诞生，被以色列、美国和欧盟列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试问有多少人敢在全国大选中，投予回教党候选人一票呢？

同样地，马夫兹提出脱离回教者须面对死刑的说法，听在许多非回教徒耳中，肯定会吓了一大跳。虽然从早期开始，回教教义就教导任何背叛回教的人都要处死，

须知在马来西亚，至今并未有任何法律允许处以脱离回教者死刑。如果这种只在回教法统治地区实行的法律，有朝一日在马来西亚落实的话，这将会把整个国家引至万劫不复的地步。

尽管如此，最近却有一位女性回教徒，由于马来人父亲与华裔母亲（因为结婚而改信回教）离异后，要求当局允许她脱离回教。可是，竟有一位宗教司语带恐吓，如果她想要脱离回教，就要面对死刑的下场。

前几天，还有一位华裔少妇与回教徒丈夫离婚后，不仅争取不到抚养权，而且至今还未有合法途径脱离回教。她担承这一生人所犯下的两大错误，其一是嫁错郎，其二就是皈依回教。

我例举这些个案，并非旨在描绘回教是个吓人的宗教，而是要说明执政当局应该发布完整的资讯，让人了解回教的教义、皈依回教的好处，以及各方面可能构成的深远影响。

尤其对于一个生下来并非回教徒，但后来皈依回教者来说，他们必须对回教有更全面的认知，并享有在必要时候可申请脱离回教的合法管道。此外，这种脱离回教的行为，不应动辄被界定为叛教，而必须像一些人所建议般处以死刑。

从珠穆朗玛峰登山英雄慕迪在去年12月20日病逝，引发抢尸继而延伸到是否修改联邦宪法的问题，回教党一直都站在反对修宪的立场看待此事。

由于回教党、马来西亚回教青年运动、回教学者协会、回教徒律师协会、马来西亚回教学生协会、马来西亚回教大学生联盟等方面的压力，再加上巫统内部的势力反扑，首相兼巫统主席阿都拉巴达威最终唯有将修宪的念头搁置一旁。

目前最值得关注的焦点，就是回教党在这场反修宪的斗争中，会否越来越偏向另一个极端？搞不好的话，巫统在与回教党的竞争过程中，最终只好被逼向另外一个死角，并将原本标榜开明、中庸的回教路线收起来。

回教党领袖基本上可分为两大流派，其一是以党主席哈迪阿旺、长老会副主席哈仑丁博士为主的基本教义派，另一派则是以署理主席纳沙鲁丁为主的中庸开明派。

在去年的回教党中央改选后，纳沙鲁丁与副主席胡山慕沙等人以高票当选，随后更在党内推动一系列甚得年轻人欢心的活动。这些改变对回教党来说，确实可为回教党赢得不少加分。

可是，趁着慕迪事件继续发酵之际，却有一些类似马夫兹在党内地位不稳、教育背景不高的领袖，继续鼓吹着基本教义派的论调。这对于回教徒或非回教徒来说，都未尝是件好事！

高教法案牵系大专法令

2006-01-27T14:08:00.000+08:00

黄伟益

高等教育部长沙菲益沙礼宣布政府正草拟国家高等教育法案，并计划最迟在今年6月提交国会通过。这当中包括从现有11项跟高等教育相关的法令，抽取其中的精华以纳入新的法令。

目前，政府仍在检讨1971年大专法令、1996年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法令、2000年玛拉工艺大学法令、1959年移民法令等。然而，各界最关注的问题，乃是政府将如何修废1971年大专法令，赋还大学生享有更大的言论、集会及结社自由空间。

根据负责检讨有关法令的高教部秘书长朱基菲里阿都哈山博士指出，政府不准备废除现有的11项法令，或是将这些法令合并为一。这意味着除了新草拟的高等教育法令之外，其他的法令大致上都会原封不动。

至于例外的个案，就是马来西亚学术资格鉴定法令，将用以取代国家学术鉴定法令；这是因为政府将新设马来西亚学术资格鉴定局，以取代现有的国家学术鉴定局、国立大专和技术学院及社区学院的品质保证组。

几乎每一任的部长在上位后，包括现任高等教育部长，或是以前兼管高等教育的教育部长在内，都喜欢推动立法或是修法的工作。可是，他们始终不敢跨前一步，将所有箝制校园自主、学术自由及学生自治的严刑峻法全面废止。

结果，马来西亚堆积的法律越来越多，甚至一些法律条文在引用时，跟其他现有的法律相互冲突还不自知。很多决策者都几乎陷入一个迷思，以为只要通过立法或修法的工作，就可以将当前的问题一并解决。

不管怎样，对于当局草拟高等教育法案，我认为这是值得鼓励的。在许多先进甚至是发展中国家，例如美国、捷克、匈牙利、挪威、波兰、英国、保加利亚、科索沃、立陶宛、马其顿、俄罗斯、土耳其，都设有高等教育法或高等教育法令；至于克罗地亚设有科学与高等教育法令，拉脱维亚则有高等教育机构法令等。

这些国家通过高等教育法令，就足以规范及管治所有国立或私立大专的运作模式，而无须另设类似我国的大专法令、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法令，还有各大学如马来亚大学法令、理科大学法令、国际回教大学法令、玛拉工艺大学等个别的法令。

尽管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法令管辖国内所有私立大学及学院，可是这些大专还要受到1965年公司法令所约束。这往往会令到一些私立大专的管理层感到难以适从，尤其是在处理一些申请手续时，更被官僚机制玩弄于股掌之间。

高教部长去年7月在国会，还言之凿凿政府不会检讨大专法令，并指这项法令没有限制学生的言论和集会自由。言犹在耳，其副手胡亚桥却在11月宣布政府要成立一个委员会，以检讨有关法令。

为何政府突然间回心转意，主动要检讨大专法令呢？老实说，我很怀疑当局的诚意！如果不是巫统要成立青少年局(Putera UMNO)，大量召收18至25岁的青年加入巫统，相信当局都不会急于这样做。

碍于大专法令第15条文的限制，任何大学生不可参加、支持或同情任何组织、政党或职工会，除非获得大学校长的书面批准。为了扫除这些壁垒或障碍，巫统要高教部修改大专法令，可说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其实，除了大专法令之外，私立大专生亦面对同样的困境。根据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法令第47条文，任何学生不可加入、同情或支持政党、职工会或任何非法组织，或与这些组织建立联系。

如果说这些法令有助于让学生搞好学术，进一步提升整体学术水平的话，试问那些没有类似我国大专法令的外国大学，例如新加坡国立大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澳洲国立大学、香港大学，为何在全球200所最佳大学排行榜上，排名比我国的大学还要优先呢？

即使像一些大学，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加拿大马尼托巴大学、香港大学、澳洲墨尔本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拉筹伯大学所立的大学法，亦找不到像马来西亚大专法令第15条文或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法令第47条文的内容。

由此可见，随着高教部计划草拟新的高等教育法令，这意味着大专法令或是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法令，确实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现在应是时候扩大民间的努力，理直气壮地要求政府直接废除上述两项法令，以赋还大专生享有更自在的学习空间。

求变的心理素质

2006-01-26T20:42:00.000+08:00

黄伟益

来自马来亚大学、理科大学、博特拉大学约100名学生，最近前往首相署提呈备忘录予首相，要求首相阿都拉革除高等教育部长沙菲益沙礼，并且废除1971年大专法令。

整个过程最有趣之处，就是博大学生事务处派来多位“不速之客”，拿着摄影机及相机全程追踪这些学生，可是这些学生并没有退缩，反而以笑脸迎接，令这群人感觉自讨没趣。

如果换作你是这些学生的父母、师长，甚至是他们的朋友，你可能会感到惊讶：为何这些大学生变得如此勇敢？难道他们不担心受到对付呢？如果被校方提控的话，他们随时可能被开除、停学、罚款，或者警告了事！

在这些提呈备忘录者当中，还不乏一些早前被校方提控，而案件至今还未审结的大学生。如果他们再一次遭校方秋后算帐，他们岂不是要加多几项控状，而结果不是更糟糕吗？

但是，眼看着本身大学的校园民主、学术自由、学生自治面貌名存实亡，眼看着政治势力公然入侵校园、一个个学弟妹排队等着被校方提控、每年的校园选举只能选出无法代表个人心声的学生代表，在时代的感召之下，他们最后都选择豁出去了！

若跟一般的大学生相比，这批敢于站到最前线的大学生，无论是心理装备或是素质，都要比其他人还得强。你敢说他们不自量力、自讨没趣，甚至连首相或副首相一眼都见不到，只好让首相署的人事部主任胡再里代为接领备忘录。

然而，对我来说，这根本就是一种进步的体现。他们代表着许多大学生，并履行许多人所不愿，甚至不敢去诉诸的行动。如果没有他们这样做，大学校长滥权、学术水平逐年滑下坡、学生被政治人物牵着鼻子走的局面，难道会有所改善吗？

当年，我们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一路走来，如今看到有更多的学弟妹，前仆后继地推高整个时代的改革诉求，这何尝不是我们最想看到的吗？在若干年前，有多少大学生敢要首相革除高教部长呢？

虽然面对大专法令的束缚，但只要大家具有一定的心理素质，任何的严刑峻法都无法发挥太大的阻遏作用。然而，要推动废除诞生至今35年的大专法令，并不能只凭着整百人的力量，就要当政者霎时间为您开恩。

根据估计，全国有超过30万名大学生。如果任何一场划时代的运动，能够从今天的100人开始，然后不断地扩大学生的支持力量。只要您能够收集到至少5万人的签名，那么整个局面肯定会有所不同。

备受误解的历史记忆――参观马大华文学会“20”周年资料展有感

2006-01-24T16:12:00.000+08:00

黄伟益

在一个偶然的机遇下，获悉马大华文学会最近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举办成立“20”周年资料展，就立即抽身前往参观。我是在1998年加入马大华文学会，并在翌年竞选学会要职，因此对于马大华文学会在1974年停办，而在12年后获准复办的历史，可说是耳熟能详。

自从离开马大华文学会之后，我鲜少直接关心华文学会近年来的发展，偶尔是通过当中的一些执委知其一二。不过，这次的展览会却让我非去不可，纯粹是要了解当代执委群如何以正确的史学、史观、史德、史识及史才，去处理马大华文学会在复办之前的“前史”，即1962年至1974年的这段学会史。

首先，针对马大华文学会何时成立的问题，当届执委就出现两个版本，其一是现任主席陈勇杰在“20”周年特刊的献词中，直指华文学会是在1962年成立；可是，另一边厢的展览会资料却指华文学会“大概成立于1961至1962年”。

第二点，华文学会自1962年至1974年间，究竟展开了哪些活动？这方面的资料亦相当缺乏，我们只知华文学会初期的活动，跟文学艺术、文学讲座、出版文学刊物有关；在1970年代，则倾向于社会活动，包括举办“春自人间来”、“春雷”大汇演等。

第三点，华文学会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被停办，而如何诠释执政当局对华文学会所采取的行动？针对这点，陈勇杰的说法最有趣，似乎意指整个原因纯粹只是“1974年的误会”！那么，这个误会究竟是指马大华文学会，被当局“误认”为涉及共产党之颠覆活动，还是另有“未出土”的原因呢？

至于政府在1974年12月19日通过国会发表白皮书，应该诠释为关闭、停办、解散、禁止或封杀马大华文学会，当中须有相当明确的定位。如果当初的行动被界定为“关闭”，后续的结果就不应被定位为“复办”，否则很难达到前呼后应之效。

第四点，马大（前任）校长翁姑阿兹皇家教授在1986年12月24日，宣布马大华文学会正式成立时，一再强调这是个全新的马大华文学会。这是否意味着后来的执委，可以完全抹杀所有曾经在1962年至1986年12月24日之前，参与华文学会乃至停办后，而争取复办过程者所付出的辛劳呢？

到底要如何衔接华文学会成立“20”年的当代史、长达12年的复办史，以及大约12年的“史前史”？马大华文学会当届执委及所有涉及20周年资料展的工委，必须给予全体会员、前会员及华社衮衮诸公最满意的解释。

如果为了纪念复办20周年而办“20周年资料展”，这相等于华文学会当届执委集体患上很严重的“历史否定症候群”；如果连最起码的修史工作，亦缺乏对史学思想与道德标准的基本认知，这有违史学的优良传统之嫌。

据知，当吴健南任马大华文学会主席时期，曾经尝试要将华文学会的“史前史”整理出来。至今，不论怎样千呼万唤，都不见“史”出来，反而搞出似公实私、巧伪欺世的“20”周年资料展。如果作为华文学会领导人，始终不敢正面看待这段“史前史”，反而以“1974年的误会”一语概括之，这种治史的态度肯定要不得。

政府方面可能有官方的定位，但是马大华文学会如何看待过往的历史，或者如何整理出“先器史而后文艺”、“善善而恶恶，褒正而嫉邪”，并且具有强烈历史责任感、忠于史实的学会史。如果各造对这段历史的定位有所共识，再来举办马大华文学会史的资料展，亦不会显得太迟！

政治牵着学生鼻子走

2006-01-10T16:05:00.000+08:00

黄伟益

成立于1948年、号称拥有40万名会员的半岛马来学生联合会(GPMS)，在最近的领导层改选过程中“闹双胞”，结果原任主席拿督苏海米及副主席里查，在敌对阵营分别召开的两场会员大会中，获推选为同一个组织的主席职。

苏海米曾在1995至1999年间担任彭亨州文打区州议员，在前副首相拿督斯里安华依布拉欣被革职时，曾经一度站在捍卫安华命运的最前线。然而，这个情况只是维持几天，苏海米即反过来叩倒在马哈迪脚下。

尽管如此，当安华在2004年9月获联邦法院宣判无罪释放，随后赴德国医治背痛时，苏海米竟千里迢迢去探望安华。这个消息传回马来西亚时，引起巫统领袖及政治观察家大感震惊。

为了铲除安华的残余势力，财政部长拿督斯里阿都拉巴达威，遂通过其政治秘书里查挑战苏海米，企图把苏海米拉下马。毕业于国际回教大学、印裔回教徒出身的里查，其实比首相女婿凯利更早受到阿都拉留意，但其政治仕途一直被凯利所围堵。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当华团大选诉求风波当年闹得轰轰烈烈之际，苏海米挟着半岛马来学生联合会之名，频频发表煽动性言论，并恫言要举办抗议性大集会。可是，如今的苏海米不管是在组织内部，或是未来的政治前途，都陷于四面楚歌的窘境。

半岛马来学生联合会领导权“闹双胞”的个案，最令人惊讶的是，当中的许多领袖竟然都是具有政治背景的人物。这包括担任玻璃市州分会主席的玻璃市州务大臣拿督斯里沙希旦、曾任沙巴州副首席部长的沙州分会主席拿督拉京乌津等。

其他领袖还包括彭亨州务大臣拿督斯里安南耶谷、马六甲州行政议员拿督拉哈曼、森美兰州行政议员拿督查卡里亚，而里查目前还担任巫青甲抛巴底区团副团长。阿都拉在年轻时，亦曾经担任半岛马来学生联合会的主席。

如果把这些人的年龄加上来，少说都有几百岁，试问他们又何德何能去领导一个宣称能够维护马来学生利益的学生组织呢？这里所牵引出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学生组织为何要沦为政治人物的工具，而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正当半岛马来学生联合会领导权难分难舍的时候，1951年出生（现年55岁）的沙希旦竟然自我推举，或由另一个人选即1950年出生（现年56岁）的安南耶谷，接过这个组织的主席职权。

难道沙希旦凭着去年参与初中评估考试，报考阿拉伯文一科获得及格，就足以证明他本身还是个学生，而有资格去领导这个学生组织吗？不管再怎样自圆其说，这些都属于似是而非的理由。

国内有许多的学生组织，包括历史悠久的马来西亚全国回教学生协会（PKPIM）、国家大专生行动阵线（BBMN）、马来西亚回教学生联合会（GAMIS）、全国大专联谊会（IVC），还有新兴的学运组织，如马来西亚青年学生民主运动（DEMA）、马来西亚大专生团结阵线（SMM）等，都不见由政治人物来领导他们。

学生运动或组织最可贵之处，就是要彰显学生个人的主体性，并以学生利益作为斗争运动的大前提。在争取的过程中，学生组织固然可以跟朝野政党或政治领袖交涉、对话，甚至是共同合作，但不至于完全丧失自身的主导权。

当苏海米无法在1999年及2004年全国大选取得出线权时，半岛马来学生联合会在这些年来，就显得没有任何作为。至于里查则希望夺过领导权，巩固个人在政治上的势力，进而取得阿都拉更大程度的信任，并期望有朝一日越过凯利的头上。

无论是苏海米或是里查，我们很明显看到他们如何利用半岛马来学生联合会，作为个人的政治跳板，以捞取更大的政治资本。但究其实，半岛马来学生联合会在各大校园，如今是否还占有一席地位，确实值得我们再三怀疑。

阿都拉心中的两难

2005-12-19T12:24:00.000+08:00

黄伟益

位于首相阿都拉巴达威的威北甲抛峇底国会选区、建校至今59年的峇东仙托新中华小，前后逃过两次险被发展商手持庭令拆除的噩运。至于新中华小会否在新的学年，第三次逃过被拆毁的命运，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

新中华小将被拆除的风波之所以引起各方关注，除了因为这是全国第一宗，发展商通过法庭取得庭令要强行拆校的行动；另一点则是因为新中华小位于首相阿都拉的选区内。如果作为行政首长的阿都拉，都无法阻止发展商执意展开拆校行动，他又如何向所有选民、各族人民，以及所有推动华教工作的人士交待呢？

不管您同不同意，马来西亚基本上还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即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及司法权。自独立以来，每个对政治有所涉略的人都深谙，上述3种权力互相制约、互不干预的特性，就是为了确保没有任何一方，可以独善其身地免受其他机关的制衡，以避免滥权或贪污的事件一再重演。

这起拆校风波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发展商应用司法管道，公然“挑战”行政权“宣示”要力保新中华小的意愿。不管政治领袖搬出什么说词，或者当地村民对新中华小的感情有多么深厚，只要发展商一祭出庭令，谅谁都要退让一步。谁要是敢违抗庭令，就可构成藐视法庭之罪，轻者只须罚款了事，重者甚至惹来牢狱之灾。

为了拆除新中华小现有的校舍，发展商两度向法庭申请庭令并获批准。第一次的拆校行动是在2005年12月2日展开，但是执行当局碍于当地村民的强力顽抗，无法执行庭令而被逼作罢。随之，发展商再于12月13日申请庭令，然后订在12月16日展开拆校行动。

在这之前，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多名行政议员及国阵州议员，曾多次言之凿凿地表明新中华小的问题已经解决，并保证新中华小不会因为发展而搬迁。可是，发展商一次又一次执意要采取拆校行动，无疑在这些政治领袖的脸上掴了一巴掌，让他们不得不将这些信誓旦旦的保证，全部吞进了肚子里。

眼见发展商的拆校行动即将得逞，槟州民政党在最后一刻组织4人律师团，入禀法庭申请临时庭令以暂缓拆校行动。虽然这道庭令被法庭批了下来，但是从法律的角度而言，这只能暂缓发展商第二次取得的庭令。至于第一道拆校令的有效性，至今还未有人尝试去解除或暂缓之。这意味着发展商还是可以动辄采取拆校行动。

要一劳永逸解决新中华小的拆校风波，就直接的办法就是通过司法管道，尝试以最有力的理由去说服法官，撤销发展商之前所获的拆校令。当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论谁都没有绝对胜出的把握。如果法庭的判决对校方不利，这岂不是要新中华小即刻让路予发展商吗？

为何发展商要赶着拆校？其背后动机除了商业利益的考量之外，我们暂且不知有否牵扯其他的因素。根据发展商方面的消息，当局已经给予新中华小3年时间处理迁校问题。然而，司徒尤真校长却透露，校方只是在今年8月19日接获县署来函，告知新校地的土地分割已获批准。

试问，在这短短3个月的时间内，加上校方尚缺少百万建校基金的情况下，发展商以强硬手段要拆除新中华小，这岂不是叫人情何以堪吗？一方面，我们希望发展商手下留情，另一方面则希望新中华小的新校舍尽快建竣，以免新中华小最终在发展商的牙爪之下，被逼变成第二间白沙罗华小原校。

作为首相兼甲抛峇底区国会议员的阿都拉，我们很想问问：您的心中是否还有新中？如果新中还留在您的心中，那么您就应该以本身的影响力，去阻止发展商再采取进一步的法律行动，避免拆校行动最终得逞。只要发展商停止拆校行动，那么政府所给予的一切承诺，包括如何在最快时间内兴建新校舍，这才会变得更有意义。

新中华小的拆校风波，再一次让我们见识华文教育的发展，在备受国家机关边缘化的情况之下，如今还要捱受政商勾结、在华教伤口上洒盐的痛楚。要如何化解这场风波，政治人物应该显示更具体的诚意，包括拨出巨款加速新校舍的建筑过程，否则大家只是在逢场做戏而已。

东协新领导权之争

2005-12-12T17:32:00.000+08:00

黄伟益

东南亚国家处在亚洲的交叉路口，其位置具有特定的战略意义。自1967年成立东协以来，遂使这些国家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而彼此间的交往亦比过往更加频繁。

马来西亚最后一次是在1977年，在吉隆坡主办第二届东协峰会。那一年正好是东协成立10周年纪念。时隔28年后，马来西亚再度扛起重任，同样在吉隆坡主办第11届东协峰会。

这届峰会的特别之处，就是随着东协峰会落幕之后，东亚峰会将会紧接着登场。另外两个第一次主办的盛会，就是首届东协与俄罗斯峰会，以及首届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成长三角区（简称为北三角）峰会。

从1991年至1999年曾任外交部长的现任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将以主席的身分主持东协峰会及东亚峰会。这也是阿都拉出任首相以来，第一次主持规模最大型，并且深受许多国家所关注的国际会议。

当前任首相敦马哈迪医生在2003年10月杪退位后，一些国际杂志就断言东南亚当时失去资深的领导人，并预示泰国首相他信将能够填补这个真空状态，崛起为东协的新一代领导人。

这番分析并非没有道理。当时，他信在外交政策更是主动及大胆出击，并推动“亚洲合作对话”(ACD)、“东南亚大陆发展经济合作战略”(ECS)，加上美国更指定泰国为其“非北约主要盟国”，顿使他信成为全球瞩目的人物。

可是，泰国南部频频传出大规模的暴力事件，一直是他信挥之不去的梦魇，更对他的雄心壮志有所打击。结果，他信的外交努力被逼一度放缓下来。随着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在去年2月的全国大选取得压倒性胜利，又重新燃起他信要争取东协领导人地位的野心。

在他信的外交战中，尤以新生的“亚洲合作对话”最具回酬优势，其成员国横跨亚洲大陆，即从朝鲜半岛直至中东地区，而泰国正好位居其中。这一个拥有26个成员国的论坛，更是胜过亚太经合组织、东协，以及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在内的“东协+3”。

由于马来西亚属于东协的创办成员国，而在马哈迪过去22年任期内，他一直都在影响着东协的运作方针及走向，以确保东协不会违背马来西亚（或其个人）的利益考量。虽然如此，当马哈迪退位，并由阿都拉接过领导棒子后，马来西亚在东协可发挥的力度似乎变得微弱。

马哈迪曾在1990年倡议成立东亚经济核心集团，但是遭到许多国家反对，以致被逼在1995年改成东亚经济核心论坛。与此同时，马来西亚还建议成立“东协+3”，作为另一个替代性的方案。

“东协+3”在过去几年来，都获得中国、日本及韩国领导人的支持，如今更是举办第9届的峰会。尽管如此，当马来西亚去年在寮国首都永珍召开的第10届东协峰会上，建议召开东亚峰会时，难免还是遭到部分成员国的极力反对，当然也包括美国在背后作梗，最后好不容易通过多方斡旋始能扭转乾坤。

回顾东南亚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他们在上台后总是期望为本身，建立一个可让自己驾驭的发声舞台。印尼第一任总统苏卡诺在1955年，在印尼万隆召开亚非会议，从而奠定“亚非集团”以及后来成立不结盟运动的基础。

马哈迪当年基于同样的原因，而希望成立东亚经济核心集团，可是一直不得要领。最后，他只好放弃原初的计划，而从1994年开始召集每两年主办一次“浮罗交怡国际对话会”，其对象是40个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尼、南非、乌干达、阿尔及利亚等。

如今，阿都拉亦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舞台，而这个可能的舞台就是东亚峰会。这也难怪马来西亚尽管面对多大的阻力，甚至被逼同意让澳洲及纽西兰加入东亚峰会，亦坚持要举办首届东亚峰会。

单是这一点，就令马哈迪感到很不是味道。在12月9日，马哈迪更是指责澳洲及纽西兰的位置既然不在亚洲，就没有资格参与东亚峰会。

为了夺取东协与东亚的领导地位，马来西亚的另一个做法，就是对缅甸课题采取主动的态势，这包括外交部长拿督斯里赛哈密最近还一反常态地，公开要求缅甸释放民主派领袖昂山素枝。虽然这番话是针对缅甸而发，但另一个针对性的目标却是他信。

由于他信家族拥有的电信集团，在缅甸拥有巨额投资，泰缅关系一直处于太过谨慎的状态。然而，为了建立并提高本身在东协的领导权威，同时削弱他信的领导正当性，马来西亚这一次只好不顾外交家的风范而豁出去了！

再奏一首班苔谷的哀歌

2005-11-18T10:57:00.000+08:00

黄伟益

4年前，我为本身副修的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刊留言时，就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奏一首班苔谷的哀歌》。整篇文章讽刺味极重，对那些总爱舞文弄墨、吟诗作对、风花雪月的中文系学生来说，绝对不是他们喜爱捧读的作品。

4年后，眼见马大的学术水平再度滑落，即从去年的全球第89名滑落至第169名，再加上外来的政治势力入侵校园，导致学术殿堂充斥乌烟瘴气，在甚感不是味道的情况下，于是提笔《再奏一首班苔谷的哀歌》。

自马大1959年在吉隆坡设立分校，以及在1962年1月1日正式成为我国最高学府以来，马大的校址即设在吉隆坡与雪兰莪州交界的班苔谷。虽然这所大学的面积相对其他大学来得小，但是在过去数十年来，确是多少莘莘学子魂萦梦牵，日盼夜盼最想挤进就读的大学。

老实说，马大原不是我欲踏步，也不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桃花园，但既来之，则安之。在兜兜转转之间，3年也顺着指缝间流逝掉了。看着一批又一批的学弟学妹毕业后离开，但是马大的学术研究与发展并未大幅度地升华，许多人亦没有太着急。

对许多马大生而言，3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生命指标。有些人利用3年来增加学养、钻研学问、关心国事，有些人利用3年寻找人生的另一半，极尽浪漫及风流之能事，有些人却利用3年埋头书堆、不问世事，俨然成为一个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机器。

现今的许多大专生不关心时事，对时政更是采取冷感的态度。在他们的观念里，只要在每学期的考试中，能考获更多的尖头A，或者最起码的A-，加上每个学期的累积平均分数至少有3.5分或以上，这已是他们生命的最大富足了。他们对现实的环境敬而远之，对人情世故或世态炎凉不甚了了，更妄论成为一个有机知识分子。

在《奏一首班苔谷的哀歌》一文中，我就毫不客气地质问：“你那三年来似乎不问俗世、只管读书、读书又读书的心态，蛮以为成就非凡而不可一世的样子，就在无形之间，成了多少后来者努力学以致用的榜样，为你当年的理所当然，增添更多成分的理所当然……”

是的，从表面来看，不管是3年前，或者是3年后，许多马大生的心态并没有太大的转变。即使在校园内，也只是增加一些新建的建筑物，但是文学与社会科学系、工程系、医学系等系院的建筑物，还有象征马大生最后驿站的东姑礼堂，依然风雨不改地厮守一角。

但是，马大在这些年来的发展，尤其是精神面貌的转变，无不令人感到担忧。从《亚洲新闻》前几年发布的亚洲大学排行榜，到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所公布的全球200所最佳大学排行榜，马大的排名无不逐年下跌。最严重的还是这一次，竟然下跌了80个级位。

马大当年在学术发展所建立起来的辉煌，当然不会因为最新的大学排名榜而告幻灭，但是这种负面的发展趋势却是有迹可循的。看看这些年来的马大校长，从马大企业化后首次由非学术人员出任校长的丹斯里沙努西，再到目前政治味道最浓烈的拿督哈欣耶谷教授，都无法将马大的学术道统还返其身。

曾经有一段时间，当马大医学院院长拿督安努亚再尼教授被委任为校长时，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丝的曙光。尽管他相对注重学术的研发，而忽略政治层次的考量及利益输送，但最后还是难免要向政治低头。当然，许多马大人至今都相当缅怀翁姑阿兹皇家教授、赛胡申阿拉达斯教授当年领导马大的美好时光。

这些年来，巫统为了收复各大专校园所失去的政治地盘，在校园选举期间遂通过高等教育部，指示各大学校长给予最全面的配合，包括打压任何的“反动”势力。结果，政党分子的计谋成功了，但校园的民主却被典当了，许多学生因而成为大专法令的祭品。

进进出出马大校园，我不知已经第几回了。每一次，我总有着相当深刻且不一样的感受。看到马大竟为本身的排名下跌额手称庆，我不禁感到莞尔。看到马大生的学养日渐贫瘠，我更是心痛不已。难道作为首要学府的马大，最后要沦落到斯人独惟悴，将马大校徽上的3只老虎，当着校歌来高唱吗？

唉！唉唉！唉唉唉！……哀歌唱之不完，仍然要再唱……唱个天荒地老、海枯石烂……虽然你不爱听，但言者有意/无意之意，听者有心的你，读了之后当可有一番心领神会……愿与所有马大生及毕业的“烂瓜”共勉之！

恩顿离去后的政治权力版图

2005-10-20T15:48:00.000+08:00

黄伟益

惊闻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巴达威的夫人拿汀斯里恩顿，在10月20日上午7时55分因癌症病逝，所有国人无不深感惋惜。对阿都拉来说，更是当上首相以来的最大冲击。

在政治圈内，很多人总喜欢倜侃阿都拉的施政跟“4K”，即恩顿（Kak Endon）、凯利（Khairy）、卡马鲁丁（Kamaruddin）及卡里穆拉（Kalimullah）脱离不了关系。虽然这只是一个玩笑的说法，但又似乎比喻得相当传神和贴切。

对阿都拉来说，恩顿是他个人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其女婿凯利属于政治上的“半代言人”；拿督卡里穆拉（《新海峡时报》集团总编辑）则是他在党营媒体所布下的一颗棋子。虽然阿都拉的儿子卡马鲁丁没有涉入政治圈，但凭着阿都拉的政治身分，立刻令卡马鲁丁在企业界崛起成为一颗闪耀的明星。

随着恩顿的溘然长逝后，这意味着阿都拉顿失精神支柱，而他的身边今后只剩下“3K”作伴。那么，在政治上，相信阿都拉今后可能要更倚重凯利，才能冲破政阀所形成的权力围局或陷阱。虽然凯利目前不在政府内任职，但是凭着凯利的巫青团副团长身分，依然可以发挥一定的角色，尤其是协助阿都拉摆平党内的一些问题。

过去几个月，阿都拉一直面对许多内忧外患。一方面，阿都拉不能不密切关注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与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拿督斯里拉菲达之间纠缠不休的瓜葛，以及副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和前副首相拿督斯里安华依布拉欣，对他可能构成的各种政治挑战；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陪伴长时间卧在病榻上的恩顿，令他难免看来心力交瘁。

尤其在后期，当恩顿从美国洛杉矶医治乳癌回国后，家人即刻将她转送到布城医院，直至10月17日出院返回首相官邸休养。在这段病情恶化期间，首相遵循医生的劝告，取消多项官方节目，以便抽出更多的时间陪伴在侧，并且几乎每天都在医院或首相官邸陪同夫人开斋。

人算不如天算，恩顿竟在等不到开斋节来临的这一刻撒手人寰。面对这一个残酷的事实，阿都拉可能心理早有准备，但难免还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也许，恩顿的逝世将能激起国人对阿都拉寄予无限的同情，而对政府近期延缓处理国家汽车政策及汽车入口准证（AP）的风波，或多或少予以谅解。

但是，阿都拉将来在政治圈内，难免要面对更严峻的考验。到底政府新公布的国家汽车政策，是否能够化解马哈迪与拉菲达因AP问题而公开叫嚣，目前还能难完全断定。除了AP风波之外，阿都拉在紧接下来的几个月内，能够如愿地重组内阁阵容，亦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

安华最近频频到国内各地访问，并会见当地的支持者，可被视为要在政治上卷土重来的前奏曲。安华的种种政治动作，似乎可助阿都拉抵销纳吉在政治圈内蠢蠢欲动的野心，但是对阿都拉亦可能构成一定的忧虑。

马哈迪一反常态、退而不休的干预动作，甚至发表似是而非应解散国家汽车工业（普腾）的言论，除了要挡驾安华返回巫统之路，另一个不易理解的原因，就是要保护本身在巫统内外的既得利益。一向以来，许多人将纳吉视为马哈迪的人马。如果马哈迪选择在阿都拉最脆弱的时候出手，那么岂不是在政治上扶助纳吉吗？

其实，恩顿的离去，并不会直接牵动国家政局的发展。但是，从相反的角度来看，这个事件对阿都拉个人将有很大的影响，而间接牵制阿都拉乃至整个政府的决策效率。如果不是阿都拉选择在恩顿病逝前一天，率先公布国家汽车政策，相信这个问题还会拖上另一段时间。

如今，逝者已逝，但阿都拉心里的伤痛，相信还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平复。对于摆在眼前的种种挑战，尤其是许多考验阿都拉执政能力的疑难，并不容许阿都拉稍微迟缓一步。不然，阿都拉可能要再一次付上最沉重的代价。

蓝志峰提早为我推介新书！

2004-10-07T06:00:00.002+08:00

载自蓝志峰的“锋言风语”
http://oceanlum.wordpress.com/

我的槟城同乡、钟灵学长、《南洋商报》前同事黄伟益出书了！

这本新书将在10月25日配合并庆祝民政党全国代主席许子根在17年前宣誓就任槟州首席部长的日子而出版。

很明显，这本书冲着许子根和下届大选而来，政治味道非常浓厚。

为什么只写民政执政35年？1969年至今民政已在槟州掌权38年，比35年多3年。或许35这组书目比较容易念和入脑？！

刚巧今年也是“华教四君子”之一的许子根“打入国阵，纠正国阵”25周年纪念。

从政1/4世纪后，许子根交出什么成绩单呢？从国会议员、林苍佑首长政治秘书到自己出任首长，他经历多场大小不一，不同风球的政治风暴。

期待伟益的新书出炉后，可买个满堂红。

认识伟益也有10年时间，从当年校园活动，学生运动至今，他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的成长。他曾参与不少校内外的活动，未投入报界工作前已经闯出小名气。

他曾任全国大专生联谊会秘书长，活跃马大校园；毕业后在《南洋商报》就职记者，而我则比他较迟任职《南洋》。

尽管获得上司器重，常委予重任，被看好是‘重点栽培人才’。谁知数年后他却请辞前往吉兰丹中华独中当教师兼课外活动主任。

尔后他选择加入行动党，成为全职党工，获得秘书长林冠英的信任和器重成为被一些评论界视为‘童子军队长’的秘书长政治秘书。

他曾经以《回眸一笑》的专栏，多次向民政党开炮，引起后者的反击。其中谢清发（民政党前主席林敬益的前新闻秘书）另辟《笑到最后》与黄伟益展开多轮笔战。

尽管一些曾经与伟益共事的人对他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但他决非一般30岁的人，他的聪明和精灵超越很多同龄者；他有一套自己的想法和待人处事法则。

欲了解更多这本厚达128页，售价15令吉的书，可游览他的部落格。

他邀请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槟州主席兼丹绒区国会议员曹观友，以及中学至大学死党丁国亮写序。

我建议他邀请已经退党或淡出民政核心圈子的人写序言，这些人的角度肯定有别与反对党，他们亦能提供不同的分析点和看法。

说不定更多民政党人都要买来阅读，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

蓝志峰提早为我推介新书！

2004-10-07T06:00:00.001+08:00

蓝志峰提早为我推介新书！

2004-10-07T06:00:00.000+0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