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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一月 24, 2006

备受误解的历史记忆――参观马大华文学会“20”周年资料展有感

黄伟益

在一个偶然的机遇下,获悉马大华文学会最近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举办成立“20”周年资料展,就立即抽身前往参观。我是在1998年加入马大华文学会,并在翌年竞选学会要职,因此对于马大华文学会在1974年停办,而在12年后获准复办的历史,可说是耳熟能详。

自从离开马大华文学会之后,我鲜少直接关心华文学会近年来的发展,偶尔是通过当中的一些执委知其一二。不过,这次的展览会却让我非去不可,纯粹是要了解当代执委群如何以正确的史学、史观、史德、史识及史才,去处理马大华文学会在复办之前的“前史”,即1962年至1974年的这段学会史。

首先,针对马大华文学会何时成立的问题,当届执委就出现两个版本,其一是现任主席陈勇杰在“20”周年特刊的献词中,直指华文学会是在1962年成立;可是,另一边厢的展览会资料却指华文学会“大概成立于1961至1962年”。

第二点,华文学会自1962年至1974年间,究竟展开了哪些活动?这方面的资料亦相当缺乏,我们只知华文学会初期的活动,跟文学艺术、文学讲座、出版文学刊物有关;在1970年代,则倾向于社会活动,包括举办“春自人间来”、“春雷”大汇演等。

第三点,华文学会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被停办,而如何诠释执政当局对华文学会所采取的行动?针对这点,陈勇杰的说法最有趣,似乎意指整个原因纯粹只是“1974年的误会”!那么,这个误会究竟是指马大华文学会,被当局“误认”为涉及共产党之颠覆活动,还是另有“未出土”的原因呢?

至于政府在1974年12月19日通过国会发表白皮书,应该诠释为关闭、停办、解散、禁止或封杀马大华文学会,当中须有相当明确的定位。如果当初的行动被界定为“关闭”,后续的结果就不应被定位为“复办”,否则很难达到前呼后应之效。

第四点,马大(前任)校长翁姑阿兹皇家教授在1986年12月24日,宣布马大华文学会正式成立时,一再强调这是个全新的马大华文学会。这是否意味着后来的执委,可以完全抹杀所有曾经在1962年至1986年12月24日之前,参与华文学会乃至停办后,而争取复办过程者所付出的辛劳呢?

到底要如何衔接华文学会成立“20”年的当代史、长达12年的复办史,以及大约12年的“史前史”?马大华文学会当届执委及所有涉及20周年资料展的工委,必须给予全体会员、前会员及华社衮衮诸公最满意的解释。

如果为了纪念复办20周年而办“20周年资料展”,这相等于华文学会当届执委集体患上很严重的“历史否定症候群”;如果连最起码的修史工作,亦缺乏对史学思想与道德标准的基本认知,这有违史学的优良传统之嫌。

据知,当吴健南任马大华文学会主席时期,曾经尝试要将华文学会的“史前史”整理出来。至今,不论怎样千呼万唤,都不见“史”出来,反而搞出似公实私、巧伪欺世的“20”周年资料展。如果作为华文学会领导人,始终不敢正面看待这段“史前史”,反而以“1974年的误会”一语概括之,这种治史的态度肯定要不得。

政府方面可能有官方的定位,但是马大华文学会如何看待过往的历史,或者如何整理出“先器史而后文艺”、“善善而恶恶,褒正而嫉邪”,并且具有强烈历史责任感、忠于史实的学会史。如果各造对这段历史的定位有所共识,再来举办马大华文学会史的资料展,亦不会显得太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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