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警察？神经病！

黄伟益

就像我经常所说，马来西亚的政府是全世界“最大有为”的政府！这可不是说笑的事情，近期就有一桩例子足以证明这点。

文化、艺术及文物部长莱士雅丁，竟然建议教育部长希山慕丁，共同修改1959年语文出版局法令，以便赋权语文出版局执法，纠正各领域错用马来语文的情况。不管这类执法行动是否可行，但上述建议可说是荒谬之极。

随着早前针对一些地方政府，拟通过执法杜绝公开拉手或拥吻的行为，引起民间强烈反弹而暂告一段落之后，如今政府似乎没有从这个事件汲取教训，反而有意成立“语文警队”来监管民间如何使用马来语文。

政府一再扩大其执法的范畴，即从传统的执法角色，如今不断加强其宗教及道德执法的本事，还要更进一步涵盖文化领域的执法权。虽然这种方式有助于强化马来语文的正确应用及使用，但这跟杀鸡要用牛刀的道理如出一辙。

马来西亚早在1950年代成立语文出版局。其前身隶属于教育部的“出版局”(Balai Pustaka)，乃1956年6月22日在柔佛州新山成立。1956年9月16至21日在新加坡和新山举办的第3届马来语文和书写大会，政府接纳大会提案将“出版局”易名为语文出版局。

1957年，语文出版局搬迁至吉隆坡。1959年，通过国会在1959年提出的法令，这个机构提升为法定的机构。1977年，语文出版局东渡至沙巴及砂拉越州，并在亚庇及古晋设立办事处。此外，其还在槟城大山脚、吉兰丹哥打巴鲁及柔佛州新山，各别设立北马、东海岸及南马的办事处。

除了成立语文出版局之外，政府强化使用马来语文的方法，还包括在1967年9月1日，在国会通过1967年国语法令，规定马来语文作为国语及唯一的官方语文，让英文从此失去作为官方语文的地位。

虽然这道法令规定任何人不得被禁教授或学习其他语文；不过，1963/1967年国语法令规定，法庭必须使用国语审案。同样地，70％的大学课程必须以国文教学，而国会议员不管其国语程度如何，都一律要用马来语参与整个辩论的过程。

在许多改制中学，除了华文、英文以外，其他科目都一律以马来文教学。即使马来文再怎样重要，一般独中生的马来文程度难免让人摇头，更何况是一向来注重英文，并以英语作为华语及方言以外沟通语言的东马学生。

当然，改制中学的华裔学生，在使用、演讲及书写马来文的程度，要跟独中生相较无疑强了许多。但是，在每一年的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还是有许多人在马来文一科不及格，而错失升读先修班，以及随后考进国立大学的机会。

在立法机关，有一部分的民选国州议员，在使用国语演讲或辩论时，总让在场的其他议员或旁听者暗自偷笑；甚至一些官拜内阁部长、副部长、政务次长、州行政议员、议长或副议长者，也经常以令人搞笑的国语示人，无形中为沉闷的议会制造了许多笑料。

如果您有机会到国会或各州议会旁听，就会发现有一些立法议员在辩论时段，总喜欢以英语穿插国语来演讲，搞到整个演讲“不汤不水”，直叫其他听者活受罪。更有趣的是，虽然沙、砂两州的立法议会，同样以国语作为议会的官方语文，但是大多数的立法议员，还是情愿选择以英语来发言。

虽然法庭规定所有审讯需以国语进行，但是若获得法官允许，有关审讯可选择以英语聆讯。如果遇到马来人担任的法官，不允许审讯以英语进行，一些律师在审讯的过程，就难免心惊胆跳。搞不好的话，这些律师可能在陈词时，由于本身国语的程度不足，犯下严重的问题而不自知。

还有，政府曾经一度推行使用标准的国语文(Bahasa Baku)，但几年前又废除这个政策，导致许多教师、学子都陷于困惑。一旦废除使用标准的国语文，这岂不意味政府鼓励民间使用非标准的国语文。那么，一直以来都以捍卫标准国语文姿态出现的语文出版局，应该采取哪一种标准来执法呢？

当权政府一方面推进英文教数理，另一方面却要对错用国文者采取行动，让国人真是不知如何是好，以致两头最终皆不到岸。一般家长的心态都希望孩子掌握好英文，又不希望孩子的国文程度滑落，而考不上国立大学或者毕不了业，结果现今年轻人的英文程度，简直就不可同日而言。

政府领导人对立法和执法，总喜欢犯上认知的谬误，以为很多问题只要通过立法及执法，就能产生一定的阻遏效果。这就像一些人认为只要修改放贷者法令，就可以减少“大耳窿”的人数，但事实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很多问题并不能简单地从执法的角度来考量，尤其牵涉文化因素的问题，更需要长期教育和指导的功能。

有些人认为执法，可以发挥其教育的功能；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执法也可以让贪污和滥权的现象更加猖獗。如果真要赋予语文出版局执法的权力，那么许多当官者看来会是第一个受惩罚的对象，其次就是国会议员和州议员，紧接下来就是专业人士，甚至是一般的平民百姓。

讲了这么多，在结束本文之前，请恕我以一句非规范、可能有一天会被马来西亚华语规范理事会当作对付理由的华文词汇“神经病”，来回敬政府要立法对付错用国语者的好意！